人文桐城别开新境曾国藩以后的桐城派

陶运宗陶家韵来源

安庆晚报

桐城派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历时两百余年,先后经历了姚鼐及弟子的桐城派鼎盛期,出现“家家方姚”的辉煌景观。紧接着是遭遇到两次重大危机与调整,一次是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与桐城派中兴;第二次危机是甲午战争以后,桐城派面临新学兴起、科举废除冲击后作出的现代性变革。

太平天国运动与桐城派的式微

咸丰、同治时期,桐城派式微。姚门弟子当时虽然遍布全国,但在姚莹、梅曾亮相继去世之后,因缺乏宗师人物的引领,轰烈一时的桐城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太平军兴后,桐城派的境地更加衰败。其发展传衍最盛的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恰在太平天国与清军交战的主要战区。战火所及之处,文献焚毁,书院颓塌,缀文之士或殉难以死,或转徙他方,无心文事。桐城派古文处于生死边缘。在此历史背景下,曾国藩挺身而出,使桐城派死而复生,有再造之功。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太平天国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卒追赠太傅,谥文正。联结曾国藩与桐城派渊源的是“姚门四杰”之一的梅曾亮,在未入京之前,曾国藩还未接触到桐城派古文,梅曾亮在京师传授桐城派文法而“名满天下”,曾国藩才接触到桐城古文的广阔世界,曾国藩赞颂梅曾亮“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曾国藩认真圈点《古文辞类篹》,吸收梅曾亮所讲的桐城文法。对于以诗文道艺为志业的曾国藩来说,桐城派古文是他必须面对的大事。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百废待兴,曾国藩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创洋务运动之先河,希冀复兴儒学以实现文化复兴。复兴桐城派古文也成为他政治图景的组成部分。《欧阳生文集序》是曾国藩试图振兴桐城派式微命运的第一步,以湖湘文派接续桐城文派;作《圣哲画像记》,推尊姚鼐,将姚鼐列入古今圣哲三十二人,并说其粗解文章,是受姚鼐影响开启的。随着梅曾亮的去世,曾国藩接续桐城古文余绪,也俨然成为一代文宗。但曾国藩不愿俯首于桐城诸家下讨生活,而是走出了一条改造桐城派的道路。曾国藩在桐城派奉为圭臬的《古文辞类篹》之外,另辟蹊径编纂《经史百家文钞》,打破桐城派文章规模狭小的毛病,广开门径,转益于经史百家,调和骈散内部矛盾,增加古文气势,以汉赋气象作雄奇瑰伟之文,求雅之外而务求实用;另一面,补救桐城古文纲常名教之学的空疏,提倡关心经世要务,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标举“经济”,做到体用兼顾,将古文与事功结合起来,以恢复古文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由于曾国藩及曾门弟子在审美情趣、行文风格与方、刘、姚有一定区别,后人以曾国藩为湖南人,而别称之为湘乡派。

曾国藩志在转移士风,陶铸人物,培养一世之才。曾国藩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以文学著称者有吴敏树、俞樾、王闿运、方宗诚、莫友芝、郭嵩焘等,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世称“曾门四弟子”。曾门四杰在年以后登上文坛,成功接续了桐城派姚门弟子的余绪。在曾门四弟子中,黎庶昌与薛福成生活经历相似、志趣相投,致力“并功、德、言于一途”,以经国济世之才自任。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从古文家郑珍学习,后入曾国藩幕府,光绪二年(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历时五年,游历欧洲十余个国家,用古文笔法写成《西洋杂志》,记录欧洲文明的方方面面,倡议“酌用西法”。后又两度出使日本,编纂《续古文辞类篹》,全面体现了湘乡派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变革,“扩姚氏而大之”的理论选择。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薛福成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作《筹洋刍议》,参与兴办洋务的实际工作。光绪十四年(年),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写成《出使四国日记》,成为时人研究西方的必读之书。黎庶昌、薛福成二人勇于任事,为文追求坚强之气与扩大之境,成为名满天下的洋务要员。

与黎庶昌、薛福成的事功追求不同,张裕钊与吴汝纶自甘以文人自处,以办学兴教为职志。张裕钊(-),字廉卿,

湖北武昌(今湖北鄂州)人。少好学为文,笃嗜桐城方、姚之说,常诵习其文。后以古文得知于曾国藩,历主南京文正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书院,张裕钊最着意发挥因声求气之说,强调深思与熟读,揣摩古人古文之妙,认为是学习古文的不二法门。为文典重肃括,简古凝练,著有《濂亭文集》。与张裕钊相近是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多年,对兴办洋务满腔热忱。吴汝纶继承曾国藩观念,认为“转移风气,以造就人才为第一”,官深州、冀州两地,以兴学为先务。光绪十五年(年),吴汝纶继张裕钊后,主讲莲池书院,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培养弟子甚众。光绪二十八年(年),筹建京师大学堂,吴汝纶出任首任总教习,并赴职前,自请至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一生兴办教育,成为近代著名教育家。吴汝纶论文宗法桐城,他的古文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得湘乡派意厚气雄,著有《桐城吴先生诗文集》。

甲午战后桐城派新变

后期桐城派第二次危机及转型是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西学东渐、报刊文冲击、科举废除,桐城古文的文坛正宗地位受到动摇。这一时期,桐城派秉持“有所变而后能大”理念,积极变革。吴汝纶作为后期桐城派领袖,对乡邦文化满怀骄傲,对于桐城古文,满怀振起之意,为力延古文绝续不遗余力。他主讲莲池书院,布教北方,门下著籍者数千人。《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了张、吴著名弟子91人,如贺涛、范当世、李刚己、高步瀛、张謇、赵衡等。

在西学盛行,中学式微的情况下,吴汝纶带领众弟子千方百计争取古文的地位。一是将“古文”转变为“国文”,使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吴汝纶、吴芝瑛、吴闿生、林纾、高步瀛编纂大量古文读本、国文教材,适应新式教育需求。二是推动古文的现代转换。桐城派作家积极进入现代高等学府,编写现代古文讲义,适应现代教学所需,分析各种文体与文法,总结古文创作规律,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最早的文论教科书。三是顺应时变,对新思潮的容纳与吸收,为桐城古文开辟新的疆域,使古文参与到现代文化实践中去,最突出的是吴汝纶与晚清翻译家严复、林纾的交往,严复、林纾对桐城古文理论的认同和富有社会影响力的古文翻译,使桐城古文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吴汝纶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作序言,推介“与天争胜”、“宜人挟天”的进化论学说,具有时代性意义。晚年吴汝纶与林纾交往,吴汝纶传授古文文法,林纾以桐城派传人自居,极力挽救桐城派的命运,致力于古文写作,传播古文之学,写成《畏庐文集》《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林纾最杰出的的古文成就是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一百余部,为桐城派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吴汝纶弟子广泛活跃在晚清民国文坛、学界、政界,被誉为“莲池派”。

在新文化运动中,桐城派曾被冠以“谬种”的恶名,斯文沦丧,桐城派价值被全面否定,但桐城派却并没有立刻消亡。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桐城派在经历了新文化的冲击与洗涤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新学背景下,桐城派以旧学为新学,或以新学为旧学,依旧人才辈出。如桐城方守彝、方守敦家族,迅速适应时变,在桐城旧学基础培养出一批批杰出人才,如方孝岳、方令孺、方玮德、舒芜等,让人惊叹不已。

最值得一说的是桐城的“二姚一马”。“二姚一马”指的是姚永朴、姚永概与马其昶,他们来自桐城文化世家姚氏家族与马氏家族,早年从张裕钊、吴汝纶学习古文法,恪守桐城派雅洁之道,对桐城古文进行反省和重光。在教育上,姚永概、马其昶主持桐城中学十余年,培养出了方东美、朱光潜、徐中舒等现代学者;创建安徽高等学堂,为安徽近代教育做出重要贡献。在学术上,马其昶作为总纂,与莲池书院王树楠、柯凤孙编写完成《清史稿》,写成《桐城耆旧传》等名著。

“二姚一马”为传承桐城古文而悉心发现人才。被称为“桐城派最后传人”的国学家李诚,便是经学大师姚永朴执掌池州宏毅学舍时发现的,后又推荐李诚到马其昶家做塾师,尽得桐城派学问,并成为马茂元、吴孟复、舒芜的启蒙老师,建国后任安徽文史馆馆员。在文革中,李诚与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结成师生之谊,教授《古文辞类篹》《经史百家文钞》等桐城派经典。李诚逝世二十周年,李克强为老师撰写纪念文章,盛赞其是“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学者。”李诚与李克强的师生情谊及桐城派故事被传为佳话。

“为有源头活水来”,历经现代百年的发展,如今仍有众多桐城派传人活跃在文史学术、教育领域,为弘扬国学发挥着巨大能量。正如桐城派学术传人、南京大学文学院许结教授所言,桐城派追求雅洁是代表着传统雅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桐城派学问不仅是安徽的,是中国的,还是国际汉学的重大问题,它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与研究。

(作者系桐城师专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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