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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每一座城市都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桐城，这片安庆所辖、合肥脚下的土地，虽小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桐城派人物。这些因时适变、经世致用的大师们，以他们的智慧和才情，为桐城乃至整个商业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在同治十年（87）五月，张謇因“冒籍”事件而陷入困境。他独自前往如皋参加科举，却不幸被当地捉拿并囚禁在学宫居仁斋内长达三个月。身处囚笼的张謇，愤怒与无奈交织，他想象不到自己日后还能有机会重返科举，更别提创办实业，成为晚清著名的“下海状元”了。这一切的转折，都源于一个关键人物——孙云锦。
张謇的“冒籍”事件源于其家庭背景的困境。他出身在南通的小康之家，聪颖过人，却因“冷籍”所累而无法在科举上有所建树。为了寻求出路，他的父亲决定让他假冒他人的族人，通过“挂靠”的方式到如皋县参加科举。这一选择让张謇成功通过了县试和州试，成为秀才。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合作伙伴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不断要挟、压榨他，甚至与官府勾结将他囚禁以勒索钱财。为了赎回张謇，他的父亲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行贿，最终才将他赎出。这场长达三年的纷争，让张謇全家陷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中，直到他高中状元之后才得以解脱。这也是张謇一生中除国事之外的最大的心灵创伤。在张謇决心放弃生员资格，寻求通州籍原籍以彻底摆脱困境之际，孙云锦如一道曙光般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州，他慧眼识珠，察觉到张謇的非凡气质与潜力。他深知张謇的困境源自“政策”的不公，因此决心伸出援手。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与不懈的努力，孙云锦成功说服礼部，允许张謇重填履历，撤销了控案，并恢复了通州原籍。这意味着张謇今后可以堂堂正正地参加科举考试，不再受“假户口”身份的束缚。对于这份再造之恩，张謇终生难忘。他特地前往江宁，向孙云锦行弟子礼，尊称他为“桐城夫子”。在孙云锦七十寿辰时，张謇满怀感慨地写道：“我因贯通州而居海门，年少时曾受尽苦难，所谓冤与弱。若非公之拯救与栽培，我无以有今日之成就。”此前，我对张謇所面临的冒籍困境有所了解，但关于助他一臂之力的孙云锦，我的了解并不深入。直至读到陶善才的《煌煌青史有斯人》一文，我才得知孙云锦原来来自安徽桐城。这也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他为何会在通州从师赵彭渊门下，并奉师命“尽弃向所读之文”，转而重点学习桐城派古文。日后，当吴汝纶先生舍弃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回安庆创办桐城中学时，孙云锦也成为了他的坚定支持者。
正因张謇以及先前曾国藩等人的加入，桐城派得以进一步转型，从纯粹的学问领域跨入实际政治运作，引领并推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桐城文化的招牌因此更加熠熠生辉。
孙云锦，这位桐城人，曾以诸生身份加入曾国荃的幕府，从军并获得官职。他不仅担任过通州知州，还曾三度出任江宁知府，历任淮安知府、开封知府，以及二品顶戴三品衔江苏补用道。除了识拔张謇这一重大成就外，他还曾在安庆之战中说降程学启，并参与审理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
令人欣喜的是，除了陶善才的《煌煌青史有斯人》，我还读到了另一篇文章《开封府里桐城人》，同样讲述了孙云锦的故事。这篇文章主要描绘了他在断案审案中的卓越表现，以律条为准绳，凭证据说话，不受舆论影响，使河南武陟县的一桩因争风吃醋导致的凶杀案得以昭雪。他的断案如神和深厚的开封情怀，让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位安徽老乡——包公。
尽管孙云锦是桐城人，但有专家认为他并不属于桐城派。张謇称他为“望溪余派，郁为异士”。然而，在桐城多年生活的他深受桐城派为核心的桐城文化熏陶，坚守儒道，心系民生，敢于仗义执言，成为一位文采斐然的“异士”。最近，我阅读了舒芜先生的《家学杂忆》，其中有一节讲述了“桐城派”与桐城文化的区别。舒芜自幼便听闻“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说法，然而他的祖父却并不要求子孙必须写桐城派古文。这让我意识到，将“桐城文化”与“桐城派”割裂开来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桐城派作为中国清代文坛上的散文流派，其影响力不容忽视。然而，桐城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自唐代曹松（名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作者）和宋代宋公麟等文化名人以来，桐城便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晚清学者方宗诚更是明确指出，桐城文学的繁荣始于唐代的曹孟徵和宋代的李伯时兄弟，他们以卓越的诗词翰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明代的方以智等杰出人物也为桐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桐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的半山区县，其文化何以如此繁荣发达，这背后究竟是偶然还是某种规律性呢？这个疑问或许可以从地理因素中得到一些启示。桐城地处长江之滨，是东来西往的重要中转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便利。尽管西北有大别山余脉的阻隔，但龙眠山等逶迤的山脉不仅为桐城提供了保护，还赋予了它丰富的山水资源。这些河流一路高歌猛进，汇入长江，将桐城大地分割成众多星罗棋布的小区域，从而形成了宜居宜业的鱼米之乡。因此，自秦设县以来，桐城便一直保持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元末的战乱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许多世家望族纷纷迁入桐城。偶然间翻阅我的族谱，发现我属于五侯堂王氏，先祖来自太原王氏，在元末时期，他们带着子嗣，从鄱阳瓦屑坝迁往桐北仓基园茅家社。这种迁徙无疑为桐城带来了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民间甚至形成了“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桐城派”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石。同时，桐城文化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也显得尤为突出和具有张力。
这种深厚的文化浸染使得桐城的文风持久不衰，文脉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桐城涌现出无数杰出人才。他们热爱家乡，更善于治理国家。
对于许多外人而言，桐城最知名的人物无疑是张廷玉。他在《雍正王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辅佐雍正并力挽狂澜于不利局面。他是康雍乾三朝的元老，其卓越表现令人难以忘怀。然而，对于桐城当地人来说，他们更引以为傲的是张英，他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不仅成就了今天的桐城文化地标——六尺巷，更让桐城人的礼让精神名扬全国。
如今，桐城不仅重修了六尺巷，还重整了宰相府，这无疑是对这种精神的有力彰显和传承。
除了在中央朝廷担任要职，为皇帝分忧之外，桐城人在地方从政也有着卓越的政绩。在张廷玉之前，就有一位名叫张秉文的桐城人，他身先士卒，为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秉文曾身临南海战乱，奋勇抗敌，后转战齐鲁，担任山东左布政使。面对清军的频繁侵犯，他誓死保卫国家，最终因身中数箭而英勇就义。他的妻子方孟式也追随其后，表现出对国家和家庭的忠诚。
此外，桐城还涌现出许多其他杰出人才。例如，嘉靖十九年乡试第一的赵釴，他宗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在巡抚贵州期间，他深入民间，开坛授课，教化民智，同时传授内地水稻种植经验，为黔贵一带的水田耕作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双丰收，使得黔贵地区经济繁荣，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然而，朝中却有些风言风语，担忧长此以往，贵州人可能只知有赵巡抚而不知有皇帝。后来，赵釴只能选择归隐，这也为桐城的文化底蕴增添了一抹亮色。他在龙眠山区留下了“绕云梯冲摩崖石刻群”等珍贵遗迹，这些手笔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在筹备桐城成都商会时，我们曾谈及化蜀的文翁，这位美学大师朱光潜，以及蜀中五老之一的方旭，他们都与成都有着深厚的渊源。而今，又有人提及戴宏烈，一位在顺治八年成为举人并担任四川成都知县的桐城人。他著有《朗琯斋集》和《西岳游草》，但他的政绩更为人所称道。在蜀中经历兵燹后，他积极劝导民众垦田，成功开辟数万顷良田，并使户口每年增加千余。此外，他还致力于访求并修葺遗迹，如与巡抚罗森等人共同重建的成都著名景点杜甫浣花溪草堂。最终，因长期劳累，他在官署中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戴宏烈之后，桐城又涌现出姚莹这样的杰出人物。姚莹的故居位于桐城北大街，修缮得古朴而雅致。从左家大屋步入，便能一睹其独特的身影。而与寺巷西侧的方以智故居相望，更显得桐城文化的源远流长。姚莹的故居与方以智故居，无疑成为了桐城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姚莹，这位桐城派的佼佼者，不仅以其卓越的政绩和军事才能著称，更在文化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身先士卒，积极备战，成功击退英军五次进犯，捍卫了中国的国土。同时，他因故被贬四川后，仍不忘使命，奉使入藏查办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并著成《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这种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成为了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最早的那批人之一。
桐城派在近代虽然遭遇了革命者的攻击和误解，但他们的文化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并未因此消减。姚莹、曾国藩、严复、吴汝纶以及张謇等人的坚守与努力，使得桐城派在变革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正如刘大櫆所言，“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桐城派所蕴含的“因时适变”的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重新审视桐城派，我们不难发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他们以文经世，表扬“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旨在改变人心浇漓、道德滑坡的局面。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深远的文化影响，使得桐城派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璀璨的光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桐城派，需要重新弘扬我们的桐城文化。年岁尾，桐城荣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安徽第七座获此殊荣的城市，紧随歙县、寿县、亳州、安庆、绩溪、黟县之后。这一晋升，使得安庆在长江北岸熠熠生辉，一个地级市竟有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无疑是文化上的巨大荣耀。漫步安庆，仿佛踏足文化的殿堂。
2年2月20日，桐城再获殊荣，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其“文学之乡”称号，这是安徽省继宿州和六安市叶集区之后的第三个获此称号的地方。
近日，桐城更是喜讯连连。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曼青的出任，以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职位由桐城人汪克强担任，标志着两院院领导均有我们桐城人的身影。此外，桐城中学届毕业生程堂明也在“五一”期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大国重器”的辉煌。
这一切都彰显出桐城人不仅承袭了过去的优良传统，更将经世济民、因时适变的精神融入现代生活，勇攀科技高峰，拥抱变革，为国家繁荣和人类福祉贡献力量。让我们共同将桐城珍藏在心，成为其热爱者、推荐者和传播者。近期，桐城成都商会的成立更是将两座历史文化名城紧密相连，共同书写新的篇章。
会标以六尺巷和“商”字为主体，内圈上部分则巧妙地融入了成都的太阳神鸟图案。这一设计不仅体现了桐城与成都的紧密联系，更寓意着商会成员们秉持谦让和谐、宽窄自适的人文理念，共同探寻商业发展的新路径。
在商会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会遵循四条重要的原则。其中之一便是从六尺巷到宽窄巷的追寻理想之路。这条路不仅承载着桐城的历史人文底蕴，更与成都的逍遥安逸生活哲学相得益彰。六尺巷的礼让三分与宽窄巷的宽窄自适，共同构成了我们商会经营理念的核心。
此外，我们还要从文都走向文翁，打造独特的商会形象；从“桐创”迈向“蓉创”，不断提升平台的创新力；以及从合肥经济圈拓展至成渝经济圈，实现圈层发展的新跨越。
在成都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中，我们找到了创业的幸福与家的温暖。未来，我们将继续传播桐城文化，寻找更多与成都乃至整个川蜀、西南地区的文化共鸣。同时，我们也要汲取成都的宽容、友好、奋进的精神，丰富自身文化内涵，实现桐城文化的创新发展。在桐城成都商会召开重要会议之际，欧阳健子主席、华德明会长以及王千马副会长兼秘书长共同为“桐城文化西南传播交流中心”揭牌。这一中心旨在促进桐城文化的西南地区传播与交流。与会者们一致认为，桐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和传承独特的桐城文化，因为它不仅是桐城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标志，更是其最璀璨的文化名片。今日，身为桐城人，我深感自豪。然而，热爱并认同桐城文化中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理念和因时适变精神的，不论身在何处，都可谓之桐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