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容懷念嚴耕望學長

懷念嚴耕望學長

劉長容

我是年9月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讀本科的,年6月離開風景秀麗的珞珈山。如果要問對我這一生在求學和做人上影響最深的先生是誰,那麼我要說是已故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唐長孺、嚴耕望先生和我的恩師凍國棟教授。嚴耕望先生應該是母校培養的學生中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不過並不為母校一般的校友所知,也沒有引起學校和歷史系的重視,大概是因為歷史學家不如經濟學家、法學家有社會影響力吧?本文主要說說耕望先生對我超越時空的影響與教誨。

嚴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年生,年卒於臺北,享年80歲,他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的中古制度史和歷史地理專家。耕望先生-年就讀于武漢大學歷史系,大學四年級時因聽了錢穆先生一個月的課,從此服膺于錢賓四先生的學問,並追隨侍奉錢先生終生。在他80年的人生歷程裡,主要供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兩大學術機構,在這兩個“世外桃源”般的環境中,他留下了《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史語所專刊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僕尚丞郎表》、《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以及《唐代交通圖考》(出版1-6冊,史語所專刊)等皇皇巨著,可謂“充實而有光輝”。

他數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積下數以萬計的資料卡片。記得他曾遺憾地說過:假如老天爺再給他10年壽命,他將還有數項宏偉計畫得以完成。此非虛言,比如他的“國史人文地理”、“唐詩地理叢考”等都有整理成相當規模的卡片在手,可是一項真正高明的學術研究,其材料早就與研究者的頭腦、情感融為一體,化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假手他人能完成的。在他身後所積成山的卡片資料中,只有《唐代交通圖考》第6冊和《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由其晚年鍾愛弟子李啟文先生整理出版,而更多的宏偉著作計畫隨著他的仙逝一併歸於塵土,不禁令人扼腕。

耕望先生是母校歷史系畢業生中學術成就最大的學者,雖長期生活在港臺,我卻覺得從讀他的書中感到與他的交流,腦海中常現出一個最質樸的映射,雖然他已逝世好多年,他的生命沒有在我的心中消失。讀他的書,無論是嚴肅正襟、考訂精密的大部頭《地方行政制度史》、《交通圖考》,還是現身說法、寫給青年學生看的“治史三書”,我每每讀時都有一種溫情的享受和無名的感動,他總是實實在在地和盤托出自己的治學經驗和人生信念。比如當我浮躁時,就想起他數十年如一日、孤寂地讀書、做研究,而淡泊名利,不在公共場合抛頭露面、炫耀吹噓,生活上即使只有一碗青菜佐飯也不覺得苦。比如有時和別人海闊天空、誇誇虛談時,就會想起他所說的“讀書少的人好發議論”。又比如當我想偷懶、玩樂時,就想起他終年伏案用功的情景……

他是不慕虛名、埋頭治學、嚴謹扎實、成就卓越的真學者,生活中的耕望先生做人也是那麼的質樸無華。不自驕其能,不輕薄他人,終身感恩於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錢穆先生,還有傅斯年、母校的兩位故王校長。關於他為人的木訥質樸,余英時教授有一段感人的回憶,說兩人第一次見面時,他根本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意思。“這位生客(嚴耕望)並不善言辭,在最初十幾分鐘之內,也一直沒有清楚他的來意。我只好坐在一旁悶坐,再聽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這位生客大叫一聲:‘你是嚴耕望’!他笑了,我們也都大笑起來,這是相當戲劇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沒有第二次這樣的經驗。……其實他是來找我的,因為他從賓四師處知道有我這個師弟在康橋。”

還有,他對青年人所講的並不是高不可及的虛理,而是那麼的貼切,給人以支持和希望。舉個例子,畢業後我剛參加工作,為了混點稿費來增加收入,我也給雜誌寫寫通俗的文史隨筆和政論時評,但我內心裡是很矛盾的。因為我的老師們教導我,做歷史研究的不要寫那些沒多大價值和創造性的東西,所以我每次寫後心中的感情很複雜,抵不過金錢的誘惑寫了一篇又一篇。可是,當我讀到耕望先生的一篇自序(不知是《唐史研究叢稿》還是《地方行政制度史》)中講到他年輕時也曾為了稿費而為《人文雜誌》(香港)之類的刊物寫過通論性文字,不禁感到釋然。連這樣的大學者、堂堂的“中研院”院士也寫過“生計”文章,我的心理自責因此減輕不少。

耕望先生的文風也是我學習的榜樣,雖不能為,但心嚮往之。一般來說,專深偏狹的考訂性論文很難讀,這也是一般人不願看歷史學者文章的原因。但是耕望先生卻是努力做到文風的朴質與行文的好讀相統一。他寫學術論文也要講究體式,視不同情況而變通,努力為讀者著想。并举自己的《唐代交通图考》和日人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の事迹》为例,说明如何为文既能使篇幅节省,又让读者明白。

末了,還要補充的是,與一般校友相比,耕望學長由於極少參加各種活動和會議(包括學術會議),也很少寫與回憶母校有關的文字(終其一生,他好像只寫過《我與兩位王校長》的感念文字,發表在臺灣武大校友會主辦的《珞珈》上),但他內心深處是對母校有深厚感情的,只是“君子敏于行而訥於言”。比如我在讀《唐代交通圖考》時,當他考訂樂山地區交通時,在文末就附上在母校求學時的感言,讀來令人催淚,我感到了一個在海峽那頭,終日望著母校的摯子之情。

行文至此,仿佛又看到了耕望先生那樸實無華的身影。他的生命是與學問連在一起的。年10月9日,在臺開完本年度院士會議後,耕望先生因突發腦溢血病逝。他未竟的事業難有人繼,這是中國史學界的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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