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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最初是在明代出现的。明初,朱右首先将这八位作家的散文编选成《八先生文集》刊行。不过,这个书籍并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无从知晓他将这八人编在一起的用意。后来,古文家唐顺之在明中叶选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等八人的文章,合为《文编》一书。另外一个古文家茅坤则在《文编》的基础上编选出《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包括了韩愈16卷,柳宗元12卷,欧阳修32卷(文后还附有《庐陵史钞》20卷),曾巩10卷,王安石16卷,苏轼28卷,苏辙20卷等文章,共计卷。于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才正式确立。
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并为他们编选文集,主要是为了给学习古文的人提供一种范例。唐顺之在《文编序》中称他所编选的这本文集是“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将其视为作文的最高法则。茅坤也认为八大家的文章是古文的正统。这主要是针对明前期有人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而发起的。在明代初年,文坛上流行着一种内容空虚、雍容典雅的台阁体。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开始反对这种文风,并提出应该学习盛唐诗歌,效法先秦两汉的文风。他们认为秦汉后的古文已经失去了法则,不再可循。但是,他们仅仅是在模拟《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著作的字句,没有领会到秦汉文的精华。
于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对这种拟古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作文应该从自己的内心流淌出来,善于将他人的字句变成自己的字句。唐宋文是真正善学秦汉的楷模。尽管八大家的文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能够深入探究事物的情理,并通过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是那些专注于“句子和字词”的人所无法比拟的。为了反驳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所谓的“古文之法亡于韩”的说法,唐顺之、茅坤等人强调唐宋文可以“毫不失于法”,似乎将唐宋文视作一种完全不敢违背古文法度规矩的典范,这样的看法未免有所偏颇。但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文章必须具备从自然而来、不可变革的法则”,也就是说,法则必须来源于自然,向自然学习,而不是仅仅模仿前人的文章。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原则。这表明,他们看到唐宋人之所以成为继承秦汉古文的楷模,正是因为他们领会了最重要的一条法则:将自然作为最高的法则。
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的主张,对于当时的文坛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文学走向了更加自然、真实和生动的方向。
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唐宋派”古文家尽管推崇八大家文,但对八家文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他们选文的标准主要是文章是否合乎儒家正道,据此评判作家的思想是否“醇正”,因此对于一些受《战国策》影响较大的作品,如三苏的文章,就被视为“巧辩之词”,不合“正大之旨”。而王安石则更是被斤为“以学术坏天下”,甚至还因“用之而祸天下”而遭受批判。茅坤本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认为其“木讷寒涩”,不够生动流畅。只是因为曾巩写的一些书序和记述学校的文章受到朱素的称赏,又善于阐发六经精义,所以将他与其他七大家并列。而王慎中、唐顺之则因为受曾巩影响较大,都极力推崇曾巩。
根据这样的选录标准,《八大家文钞》所收入的文章大多不违背儒家教义,不可能全面反映八大家的成就。唐宋派选编八大家文钞,对每篇文章详加圈点品评,比较着眼于起承转接、开合起伏等作文的章法,对清代散文最大的一个流派——一桐城派的影响很大。这个流派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把“义法”作为文章的纲领。“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是指文章剪裁精当、章法严谨和文字雅洁。于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曾巩便因他们义理精微、严谨雅洁、平易委婉的文风受到桐城派的特别推重,曾巩更是被奉为古文义法的典范。
尽管明清文人推出唐宋八大家作为古代散文的典范,各有自己的目的,取舍爱好也并不一致。但总的来看,八大家文确实可以代表唐宋散文的主要成就。所以这一名称能够为后人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