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报复刊20周年寻访老报人忆

编者案:年底,依照中央有关指导精神,全国各地县区开始办报,以加强宣扬思想工作。《桐城报》应运而生。由于历史缘由,《桐城报》年停刊,后于年复刊,今年是原《桐城报》复刊210周年,为鼓励前行而回望来路,本报采访了初期办报的三位老报人彭声琦、章世琦、缪钧德,检视过往足迹,鞭策同仁子弟,为发挥好喉舌作用而不懈努力。

本期口述 彭声琦

整理 罗秋娟

彭声琦 年生,现年87岁,至年,彭声琦任《桐城报》报社总编。

彭声琦(左)与本报交换办报经验

排除万难协力创办《桐城报》

年,依照县委统一部署,我和另外几名同志去省委党校学习知识,了解办报业务。11月,我们从省委党校班毕业后回到桐城,和同志们一起开始创办《桐城报》。一开始,办报的物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的办公地点在南城门胡家井附近的1处民房,租的是二楼的大开间,报社同事六七个人挤在1间房子里办公,当时无电灯,无厕所洗手间,光线不足时用煤油灯照明。由于用水用电得不到及时解决,报社工作也很受影响。县领导了解情况后,十分重视,一个多月后,报社办公室搬到县委机关大院内(今文庙右边),还安置了宿舍,配备了两部照相机、一部和两部自行车。这在物资贫乏的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印刷条件怎样呢?当时的印刷厂也在南城门成功街那一块,在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曹洪章、县长宋清的调和下,将二轻印刷厂改成国营桐城报社印刷厂,扩招了工人。当时的印刷还是活字排码印刷,由于科技条件限制,工人们谁也没有排过报纸版面,一切从头学起,活字码摆好,印出大样后,跟在旁边,随时校订;那时候的4开印刷机需要用脚踏,为了勤俭工时,也帮着工人用脚踩机器。报社同事们熬夜加班属于常见现象。县委食堂有加班夜餐,到半夜去食堂一看,常常全都是报社的同志。报社报导工作通常是连续劳动、不分昼夜,但同志们工作积极性很高,从不喊累叫苦。

年安徽省委党校学习,前排左2为彭声琦

稿子怎样来?我们采访有三个渠道,分别是:根据县委中心工作计划安排报导重点;各农口、工口单位通讯组主动上报线索,或直接投稿;部约稿。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部采取采访的情势,与各区公社、大队通讯员保持联系,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要采访途径之一。

如何凸显宣扬思想、质量怎样把关?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性,报社肯定了办报思想,也就是“桐城报作为桐城县委的喉舌,报导工作要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县委十分重视报导工作,凡是县委工作会议和重要活动,包括书记县长下乡、会议等,都要求报社同志参加,及时对报导重点作出具体安排。由于县委对报社工作指点具体,《桐城报》的思想也就十分明确,增强了宣扬的目的性和宣扬效果。

报社内部机构设置无细化分工,包括总编在内,所有同志1竿子到底,从编前组稿、采访、排版到校订送审都能独立完成,个个都独当一面。

打造报纸形象请郭沫若题写刊名

《桐城报》正式创刊时,为了提升报纸形象,报社同仁想了个办法,写信到北京给郭沫若,让他题写“桐城报”报名。没想到,郭老真的回信了,而且,在回信中他题写了3幅字样,让我们自己挑选。《桐城报》从此有了郭沫若题写的刊名,有了大家风范。

年,彭声琦从省委党校班培训毕业

办报质量如何提升?为了提高《桐城报》的办报质量,我们团结一致,想了很多办法:一是请进来。那时候,全国县区级办报刚刚兴起,大家都希望可以相互交换、学习。我们也千方百计,请人家给我们传经送宝,介绍经验。比如当年的《井冈山报》、《醴陵报》,都前后被我们请进来,给我们开座谈会,使我们在工作中遭到启发,对我们提高水平很有效果。2是走出去。光埋头干工作不行,我们还要放宽眼界。我和盛方奇也前后去江西、湖南等地学习人家的办报经验,回来给大家汇报,大家共同探讨、学习。另外,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开编前会,除总结前期得失、安排当天工作之外,我们还要学习省委重要精神和上级重点刊物。为了搞活版面,我们还自己开动脑筋,在“天窗”配上自己绘制的插画。那时候没有专门的美术,连插图的呆板、印刷都是我们自己参与。配了照相机后,冲洗图片要送到安庆,来回要两三天,因而我们又自学了冲洗技术,在办公室里砌了间暗室,自己拍了图片,自己去冲洗。

鉴古知今愿《桐城报导》越办越好

我在桐城报社工作了约5个年头,年我被调到安庆报社,任该报社编委、农村组组长。在安庆呆了3年后,桐城县委书记张安国去安庆开会,又将我要回桐城,当时桐城报社已解散了,我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从事文秘类工作。后来,我又去桐城县党校、文教局、邮电局等部门工作,最后从邮电局退休。回顾那些年办报的历史,我们那一代人既有成绩也有过失。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那一段岁月,我们对党的宣扬思想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那个年代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凝聚气力、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对“大跃进”那段时期的“浮夸风”和“大鸣大放”的激进思潮,我们缺少苏醒的意识,对这些激进思想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宣传工作中没有足够的预见性和理性的判断,当时的“紧跟”现在看来确有脱离实际的地方,例如“放卫星”“夺高产”等宣传报道,每每回想往事,我都感到内疚。

如今,我的晚年生活很平静。我跟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平常起居由他们照料,身体很健康,除血压偏高之外,其他一切正常。平常闲暇时间,我就和邻居们打打牌。我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平常还定阅《文摘周刊》《安庆》等报刊。我对《桐城报导》一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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