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一个历史的异数，一个大别山东麓的小县，有山不大，有水无名，田地谈不上多肥沃，物产也不怎么珍特，但最近五百年来，她的精神的覆盖范围却突破了自己的疆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一切，明清两朝科考，桐城一县的及第人数是安庆府其余七县之和的两倍，有清一代，桐城子弟堪称“占了半部缙绅录”。及至现时代，桐城出的院士也比左邻右舍多很多，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中，也总能看到桐城人的身影。
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平平凡凡的丘陵平原相交的小县，一个先秦时期早早亡国的古桐国，一个在唐朝才从同安县改名桐城的小县城，一个经历了数百年历史动荡后终于扎下根来的移民社会，突然在明朝中叶以后焕出异彩，此后竟大放光华？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历史的奥秘，有没有什么文化的因子，有没有什么精神的指引？不管怎么说，这桐城，不会全是一种偶然，即使是历史的误打误撞，一定也有她误打误撞的理由。
立世重修身：小花茶的澄澈与柱石碑的屹立
桐城人，尤其是读书人，从小得到的教育是要有人样。不攀不援，不苟不且，凭本事立身立世，是一个读书人，尤其是准备在社会上做大事的人，从起点上就要塑造的人格。让子弟清清白白地走出去，让自己干干净净地走出去，是桐城文化的基本要求。绝不能让子弟出去以后名节有亏而连累家乡，也绝不能因为自己失德而让家乡蒙羞，是桐城对子弟的期许，也是子弟对桐城的承诺。几百年来，桐城很少出现贪官恶官，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年来，也很少有桐城子弟因为贪腐而身败名裂，桐城文化绝不容许子弟因为物质利益而因小失大。
有两段桐城掌故有助于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清朝康雍乾时期的重臣张廷玉，曾经对桐城小花茶有两句意味深长的评价。这两句话就是，“色澄秋水，味比兰花”。对中国文化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秋水、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茶本是君子的象征，又以澄澈的秋水、幽香的兰花来形容，其叠加强化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与其说这是对桐城小花茶的认可，不如说是对君子人格的期许，对桐城文化的定评。君子立世如小花茶，既要有秋水般澄澈的心灵，不染一点世俗的尘埃；也要有兰花怡然独处的品格，不为无人识而哀怨，不因在空谷而不放，兰花只为自己而香。
另一个掌故来自桐城派晚期领袖吴汝纶先生。吴先生字挚甫，曾经供职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后在教育大臣张百熙恳求下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先生敏锐地认为，中国教育的根本不在大学，而在中学，遂毅然辞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东渡日本寻求他山之石。年，先生延请了5名日本教师和一些桐城派文人，回家乡桐城创办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在内的新式学堂——桐城学堂，这就是桐城中学的前身。作为首任校长，先生为学堂题写的校训和楹联，至今还激荡着桐城中学学子的血气。校训是“勉成国器”，表达的是对桐城学子的最高期许；楹联是“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则是对学堂的祝愿和办学路径的擘画。与挚甫先生的校训楹联相呼应，是后来矗立在桐城中学校园的柱石碑。这根长数米、瘦削挺直的麻条石上，集刻了六朝人的名句，正面是陶弘景的“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背面是丘迟的“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当年在柱石碑旁来来去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集句文采斐然，对其意并没有什么理解。如今结合挚甫先生的校训楹联和张廷玉对桐城小花茶的歌以咏志，对这柱石碑，就有了一番自己的理解和领悟。
▲图为矗立在桐城中学校园里的柱石碑。
这柱石碑传承的君子风，蕴含张廷玉的茶品，凸显吴挚甫的器格。学子们要像柱石般傲然立世，有“高峰入云”般的上进之心，有大树般的挺立之志，但始终不可改“清流见底”般人格特质；要像秋水文章，像空谷幽兰，可淡如菊，亦可清似茶，任凭红尘“杂花生树”的繁盛、“群莺乱飞”的诱惑，我自屹然傲立，一心只为修成“国器”。想当年先贤立这柱石碑的深意，尤其是石碑上面的集句，既是对后世学子的要求、嘱咐和警诫，也是在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真正的“高峰入云”，就必须持久的“清流见底”；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器”，就要克服“杂花”“群莺”的诱惑，这是做大事者必须经受的考验，而且是终身的考验。
身不修德不厚，欲为国器，难矣哉！
刚烈有风骨：戴名世的不服与严凤英的不屈
说了这么多红尘秋水、人品如茶的话，好像桐城文化就是一个修身养性的温和派。其实，真正的温和不是软弱的良善，他一定有铮铮风骨的支撑。桐城文化，看起来只是“六尺巷”那样的温文尔雅，那样的谦和敦厚，但他骨子里自有一股傲然的气概，有一种不服的精神。这在左光斗的身上，在戴名世的遭际，在吴芝瑛的故事，在施剑翘的传奇，在严凤英的悲情，在一代代桐城先贤的薪火相传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投射。这精神，这气概，这风骨，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演绎，不断凝聚，不断放大，并生成一个自在的生命体，活在每一个桐城子弟的心中和梦里。
左光斗的故事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到过。这里就不说了，至今桐城还有左氏读书楼。但我久久难以忘怀、想起来又“到底意难平”的是戴名世的遭遇。
说起戴名世，我就想起上初中时，老师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讲戴的故事的情景。老师讲的都是民间的版本，不涉及戴名世后来的不幸。所以，起初的时候，戴名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快乐的、机智的形象。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他嘲笑康熙皇帝的，他有四句话讥讽康熙的麻脸，“雨打尘灰地，靴钉踩烂泥，园里虫吃菜，翻过来石榴皮”，四句话虽然没有说麻脸，但句句都是暗指有“坑”。另外一个是关于他在安庆科举考场外的故事。话说安徽科考当天，戴名世打扮成叫花子，在必经的桥上对走来的非桐城籍士子们说，你们都不要白忙乎了，你们根本考不过桐城考生。士子们当然不服，他就说，你们连我这样的桐城叫花子都考不过，怎么可能考得过桐城学子！不服我们就比一比，你们要能把我说的几句话写出来就算你们赢，你们就去考，如果写不出来就老老实实地回家吧，别瞎耽误工夫。众人当即说好，比吧。当时时值冬天，天气寒冷，戴名世穿着破棉袄，手上拿着一个断了柄的手炉，一说话，手炉里的灰就扑出来了。他念出第一句：“断柄火坛gei”,桐城方言叫手炉为火坛，这“gei”是拎在手上的意思，读古汉语的“入声”；第二句话是“我一天要三kei”，这“kei”也是读“入声”，是吃的意思。这“gei”“kei”两个字，非桐城藉的考生怎么会写！就是桐城子弟，也是说得出写不出来。但当时的场景是，众考生都垂头丧气，自感连桐城的叫花子都考不过，怎么可能考得过桐城士子呢！于是都放弃考试，灰头土脸地回家了。这当然是民间笑话，当不得真。说到这里，文章开头说，明清两朝桐城科考及第的人数冠绝诸县，这里面有没有戴名世假扮乞丐的功劳？开个玩笑。
戴名世这两个故事大概率是民间的附会，嘲笑残疾、欺负不会方言的人，断不会是戴先生这样的君子所为。之所以他被桐城民间演义为这样的智者形象，我认为与他的惨烈遭际有很大关系。
▲图为戴名世画像。
戴名世，史称桐城派初祖，晚年号南山先生，他由于在《南山集》中对南明小朝廷有记载，而遭到清廷迫害。这起清初有名的文字狱，涉及到一大批人，连方苞也受株连入狱，这就是我们中学课本学到的《狱中杂记》的由来。戴名世因此被康熙皇帝残忍地腰斩。我想，民间关于戴名世讽刺康熙皇帝麻脸的故事，他的一系列快乐机智的故事，实际上都是百姓在曲线表达对戴先生的巨大同情和精神胜利，这种同情甚至某种程度上让人遗忘了他的悲剧角色，而让他始终以一种反讽的喜剧形象，呈现在民间的虚拟历史中。这恐怕是历史的某种公平吧。
但民间的虚拟历史毕竟只能在风中飘荡，真实历史则如血般深深浸透了这块土地。戴名世在北京被杀害的消息传回桐城，戴氏满门老幼妇孺一百多口，都投门前的清水塘而死，连他两位出嫁的姐妹都赶回来一起赴水。他们不甘心戴名世惨虐之死，生则同乐，死则同行，阖家呐喊着对无情命运的控诉；他们不愿意被流放宁古塔为披甲人为奴，不愿意让生命的尊严蜷缩在强权脚下，不愿意苟且于一时，以这种极端的壮烈，无声地表达着生命的抗议，申述着灵魂的不服。清水塘的水幽深无波，怎么载得动这一百多个生灵的悲情重压？又怎么压得住这一百多张嘴的深沉呼喊？又怎么盛得下这一百多副灵魂的无尽血泪？！三百年后，这清水塘还像一个噩梦一样，萦绕在历史的天空；成为一个悲惨的坐标，标注了一群不屈的魂灵；也是一个魔幻的符咒，冷酷地圈禁着一块真理的无人区。
多年来，我一直想去现场凭吊这悲情的遗存，去看看清水塘，看看戴氏家族“以笔代耕，以砚代田”的砚庄，但一直不忍前往，哪怕是凭吊，也怕历史的伤口重新撕裂。听说戴名世墓已被确定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也算是对那段历史的“立此存照”。但令人伤感的是，由于戴名世一族的绝嗣，历史与现实之间失去了血缘与情感的连接，戴氏坟地如今只是以“榜眼坟”的俗称，成为他人眼里无关的存在。
不服的不止是戴氏，还有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
严凤英是桐城罗岭人，她以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而名噪一时。民间传说，文革中她因为对江青有微词而遭到迫害。在造反派的凌虐下，她愤而吞安眠药自尽，年仅38岁。据严凤英的侄女回忆，当时，严凤英的丈夫拉着平板车，一路哭喊着救命，把气医院送。但是，造反派在她的病床前还在审讯，诬称她是装死、演戏。更丧尽天良的是，在一代名伶死后还逼迫医生打开她的肚腹，要寻找所谓的反动证据。结果，在她的胃里，除了安眠药，什么都没有！文革结束后，严凤英平反，黄梅戏《天仙配》重新放映时，据民间传说，她的两个孩子往银幕上扑着叫妈妈。而她深情的丈夫，后来还活了四十多年，至死都未再婚。问他，他说：“世上再无严凤英”。柔弱而又刚烈的严凤英，以生命的尊严，划下了尊严的底线：不能尊严地活，就不如尊严地死！令人悲愤莫名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行恶作孽的造反派，逃过了正义的惩罚。但我希望，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们能听到凄厉的呼喊，那是严凤英不屈和不服的灵魂来了。
▲图为严凤英肖像。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撕开愈合的伤疤，是希望历史不再重演。在桐城的文化和精神地图上，还有无数的悲情呐喊，无数的灵魂不服，无数的道义守护。在这之中，有冒着朝廷杀头风险为秋瑾收尸的女英雄吴芝瑛，她是鉴湖女侠的朋友，是吴挚甫先生的侄女；有舍身成仁的革命者吴樾，有为报杀父之仇而暗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他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只为了生命的尊严得偿所值。
这就是桐城，这就是桐城人的性子。
尚学不尚官：退休的张宰相不过是邻家老头
在桐城的传统中，读书做学问是人生的大境界。读书人当然应该志在治国平天下，但在人们心目中，当官再好，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目标。在宋朝大儒张横渠的四境界中，桐城知识分子更推崇“为往圣继绝学”。为官为宰，当然要追求功在朝廷、利归百姓，但只有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功成名就，才入得了桐城百姓的口碑。
时至今日，桐城子弟，谁当了书记省长，谁当了市长厅长，百姓也就说说而已，最多是说某某人家儿子当大官了，就像说不相干的人一样。但如果谁家孩子当了院士、教授，四里八乡就传得沸沸扬扬，连他小时候的故事都被演义得很传奇，而且都一副“与有荣焉”的样子。这种社会心理和文化示范效应，对桐城学子的文化人格的塑造，起到了打地基的作用。所以，桐城的孩子们，从入学开始，都以所在学校的学长为标杆，力争考上桐城中学；等上了桐城中学，进入国内外名牌大学就成了下一个目标；这之后，就以院士榜上的学长为偶像，梦想着踵武前贤、鱼跃龙门。
说起来好像矫情。在桐城人的世界里，你当了再大的官跟我何干？我巴结你，沾你的光发财吗？我胆小得很，不敢发这种财。与其冒险求富贵，不如在书本中求一份保障和自在。你张英虽然是大学士，大家叫你张宰相，但那又怎么样？你不就是他老张家的那个儿子嘛，以前住在我家附近的那个人嘛，你家老头子跟我家老头子自小一块儿长大，你现在发达了，当大官了，那你当你的大官就是了，你挣的钱也不给我花，我犯得着巴结你吗？！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六尺巷”的故事，都知道张英谦让的美名，但大家为什么不想一想，吴家为什么不惧宰相家的权势，敢于与宰相家争宅基地？也许有人说，吴家也不是一般人家，但吴家再不一般，也高不过宰相，不是吗？也许还有人说，是张英的人品好，对利益看得透。不错，张英确实是这样，但根本上还是，他明白，他的乡亲们从心里没有把他这个大官当怎么了不起，吴家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如果因为自己干预，让自家在宅基地争议中获胜，吴家势必不会干休，说不定还要上告。到时候犯到言官手里，来个风闻奏事，或者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急急地上折弹劾，也未可知。罢了，犯不着为三尺宅基地冒这个风险。这是张英了解桐城文化的心理，所以，“六尺巷”的故事固然是美德，但更是政治智慧。
张英致仕后，隐居桐城龙眠山里，从朝廷显宦恢复到农村老头，经常在山间小路上与樵夫农人话家常，说说今年的气候年成，问问日子怎么样，儿子进学没有，女儿有婆家了吗，在那当口，聊天的人只知道他是附近的老头，不知道他最近还去南京，接受南巡的康熙皇帝召见。但这老百姓不关心，就是知道了，也没多大惊讶，那有什么？你的老东家召你问个话有啥了不起。再说，你再了不起，现在还不是跟我一样？都是一个乡下老头子，说不定身体还不如我呢，也没有我幸福呢，我的儿孙都在我眼前，日子虽不富裕，但起码我有儿孙满堂，你呢?宰相又怎样？儿孙都在京城，说不定哪天皇帝生气了，还有抄家灭族的危险呢！别看你当官的时候门庭若市，一旦你罢官时就门可罗雀啦。老百姓虽然不懂政治，但张家后来确实被乾隆皇帝抄过家。
说来也是奇怪，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这样的佳话，按说该传得唾沫横飞才是，但在桐城的民间传说中，好像没有桐城派的地位高、影响大、口碑好，若不是二月河的作品拍成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火爆，又若不是“六尺巷”因为某种机缘上了央视春晚，张家的故事在桐城并不十分热络。反而是桐城派诸位作家的故事更为人津津乐道。顺便说一句，“六尺巷”故事火爆还与桐城派有一个渊源。据传，桐城派后人有一枝从桐城移居贵池，其后代出了一位革命者，这位革命者的亲属特别推崇“六尺巷”故事的廉政文化内涵。“六尺巷”故事也在上了春晚后，一夜天下皆知。
桐城知识分子对曾国藩的感情复杂，他曾经与太平军在安庆桐城一带激战，被称为“曾剃头”，对他的残忍有认识，在挂车河一带的古战场上，据说阴雨天还能听到当年的厮杀声。但桐城知识分子对曾氏的“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很受用。曾氏服膺桐城派文章理念，自称桐城派，被称为桐城派中兴领袖，他在姚鼐按桐城派理论主编的中国历代文选《古文辞类纂》基础上，主持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经史百家杂钞》，成为桐城派理论的一个重要实践成果，他也因此成为学、作、教一体的桐城派重要作家。
▲图为《古文辞类纂》书影。
是啊，张英、张廷玉官再大，也不过是张氏一族的荣耀，对桐城子弟又有何益呢？不如桐城派，有理论、有教学、有师承、有体系，培养教育了无数桐城子弟习圣贤之道。在桐城派的教化之下，桐城子弟，或进学入仕，或为文入幕，或以讲学为业，把桐城派的文章和理念广为传播，所以也就有了桐城派文章“一统清代文坛二百年”的说法，也有曾国藩的“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感慨。张氏一族虽然在有清一代仕宦不绝，门阀清华一时无两，但在张廷玉之后，也未再有闪光时刻。倒是桐城派，在历史的天空下，时有文星闪烁。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之后，有方东树、姚莹、吴汝纶、马其昶、方东美、方令孺、朱光潜、马茂元、舒芜等。
桐城派虽然只是清代文坛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桐城派精神却一直活在桐城人的心里。桐城派理论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融合，从最初教学子们怎样写出一篇好文章开始，在历史的激荡下，逐渐由文学理论演变为文化符号，进而，转化为一种精神——一种质朴的科学与美学相结合的精神，一种对真知的不懈探索和坚持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桐城子弟，在每一个时代都以追求真知为使命。不管是深耕人文社科，还是精研自然科学，桐城子弟都心中长有桐城派精神，并以之自励自期。这也是吴汝纶先生“勉成国器”的期许。朱光潜的战场在书房，去世前三天，他还在书房校订典籍；舒芜虽然曾在动乱年代意志薄弱，但晚年一直在深耕学问，不断进行灵魂的拷问；吴曼青院士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数据应用研究上，又有新作为。此外，无论是程和平院士痴迷于医学研究、方复全院士沉浸在数学世界，还是浪漫的航天人毛万标对星辰大海的追逐，都深深烙上了桐城派精神的印记，传承了桐城派精神绵绵不息的根脉。
权力是一时的，学问是永远的。读书是桐城人的最乐，也是桐城子弟人生快乐的源头。
讲礼重吃相：畏神畏道畏人心
有人讲桐城人胆小。这话也不完全是瞎话。但这胆小与性格无关，与敬畏之心相关，因为尚文，因为懂理，所以为人处事讲究礼数、重视吃相。这桐城人的敬畏之心说起来有三畏：畏神，畏道，畏人心。
所谓畏神，是泛义的，包括天地、鬼神、祖宗，是一切超自然的力量。这之中，祖宗崇拜最突出。桐城人基本上是明清时期从江西移民过来的，移民社会的特点是各自保留原生文化，又相互激荡，并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文化。时至今日，桐城一地方言风俗都还有区别，有一个显著不同是，在春节拜年风俗上，北部的人初一、初二拜新灵，所谓拜新灵，就是去头一年有白事的亲戚家拜年，向亡灵牌位行礼。而南部的人是初一不出门，初二拜丈人。如果不懂风俗差异，你初二跑到北部去拜丈人，不把你打出来才怪。
▲图为桐城文庙一景。
桐城人的祖宗崇拜从老人去世开始。发丧、出殡、庴放、下葬，中间有一系列仪式，之后就是正常的时令祭祀。说起来这个移民社会有一个特别的风俗，人死后，要先在野外庴放三年，之后才择土下葬。这风俗来源据说是当初移民的暂时之计，移民们认为自己还是要回到家乡，到时候也要把死去的人一起带回去，所以暂庴在野外，但时间长了，回去无望，只好让亡者入土。这先庴后葬的行为就演变为风俗。不过这风俗在重视祖宗崇拜的桐城人来说，客观上也使他们有了三年时间，精心为亡人选择万年之地。三年是一个最低之数，但一般不超过五年，再长，舆论就不好了，人家会说这家人不孝。桐城人特别重视祖宗墓地的风水，认为那关系到子孙的兴旺与福禄，风水好，子孙发达出人才；风水坏了，不但出不了人才还会有灾祸。所以，每年过年，子孙们都要到祖坟祭祀并接祖宗回家过年。如果发现祖坟石碑出现水的流淌痕迹，坟头有塌陷，就要提醒自己和家人，记得第二年清明时来带个锄头箩筐来把坟头“挑高”一下，这“挑高”也是取其吉利的口彩，必要时还得请风水先生看一下。这些年，由于很多家庭或外出打工、做生意，或在外面工作，平时家里没有人，祖坟也缺少照顾，不少家庭就采取治本之策，找那种手扶拖拉机把石头水泥拖上坟山来，再辅以人工，把祖坟整修一番。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春天流水侵蚀问题，也避免了野生动物钻洞打穴的破坏。在这方面，家家户户都很用心，都很虔诚。谁敢对家宅平安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
桐城人的畏道，指的是天理良知。“凭良心”是桐城人的一句口头禅。做人做事得要摸摸良心，不合天理的事不能做，不合良心的东西不能要。历史上很少有桐城的贪官，桐城人在外地为官的口碑和风评也都不错。姚莹当过台湾知县，鸦片战争时是台湾最高长官，他为抗英保台和发展台湾的民智民生都有贡献；吴挚甫先生在深州、冀州知州和主持保定莲池书院时，大力兴修水利、兴办新式学堂，功德在一方百姓。当然，桐城人的畏道，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子弟都能“凭良心”做人做事，但如果你丧了天理、亏了良心，就会祖宗不认、家族除名。
明末的桐城人阮大铖就是一个例子。阮大铖本与同乡左光斗一样是东林党人，但他后来却为利益投靠阉党，以致不齿士林、乡党和族人。阮大铖在崇祯年间短暂失意，后赶上天崩地解，在南明弘光小朝廷有一段瞬间的荣华，当他衣锦还乡，官船进入桐城与怀宁的界河时，却被其家族鸣锣而攻，不让他的官船靠岸，不许他回家，不认他为族人，他只得停靠河的南岸，去他在怀宁的舅舅家。这段历史后来还演变为一段掌故，就是阮大铖到底是桐城人还是怀宁人，两县为此争执不休。按说，阮大铖是桐城人无异，但是桐城人认为他丧尽斯文，耻与为伍。但据说桐城人张廷玉纂修《明史》时假公济私，大笔一挥，把他划为怀宁人，从而坐实了一桩历史冤案。但这也足见桐城人对天理人心的看重。
桐城人的畏人心实际上是畏道的衍生品，指的是对舆论风评、人言口碑的在乎。桐城人尤其是桐城派文人，自幼受桐城派文化熏陶，对天道人心烂熟于心。他们在外地为官，一定会做两件事，一件是关系民瘼的水利，一件是关系民智的教育。兴修水利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直接带来民生获得；兴办学堂能够培养百姓子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是造福一方的善举。这两件事对一个地方的百姓的福祉增加是实实在在的，也自然反映到百姓对主政官员的口碑。这与其说是他们对人心的争取，不如说就是他们敬畏人心的结果。
▲张廷玉捐资修建的桐城紫来桥（俗称东门大桥，此为现代重建）
而对桐城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交互感染的过程。“六尺巷”的故事中，全县人都看在眼里，看你县太爷会不会偏向张宰相家，看你张宰相会不会以权压人，民心、舆论之下，谁都不敢忘了吃相。县太爷怕舆论，张宰相也怕谏议，还有一众士子、秀才们在睁大眼睛，等着张宰相、县太爷出昏招，然后好一纸文章名动天下，形成一大波猛烈舆情。所以人心不可违，人言须敬畏。
氛围之下，小老百姓面对自家的一举一动，也少不得要提醒自己，别让人说闲话。这闲话，是人言，是四里八乡的舆情，也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生存环境。不可不慎！
达观乐天命：道不行就回家耕读
“外示儒术，内崇黄老”，是桐城文化现象的一大特征。作为儒家士子，读书一定是为治国平天下作准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让满腹经纶转化为施政表现，让知识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是知识分子的初心使命。但桐城知识分子有一种傲然气概，其实这也不是桐城知识分子的发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儒家的名言，桐城知识分子只是践行而已。
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缘就共同干事，无缘就各自珍重。断不可要死要活，效“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一套。一事成不成自有遇合，一时兴不兴要看机缘，岂可强求！
姚鼐的故事就很有启示。姚鼐先生四十岁前都在做官，他做官时的政绩还有谁知道？我们这些桐城的子弟都不知道，姚氏后人如果不找资料谅也不会知道。但我们今天知道他的《古文辞类纂》，这是他按照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理论编纂的中国历代文选，在文言文时代，曾经是风靡大江南北士林的必备书，现在依然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地标。
姚鼐先生是桐城派的大家，他的《登泰山记》进入了中学课本，我们这些桐城中学出来的人对先生又别有一番感情。先生的惜抱轩就坐落在桐城中学校园内，我们当年上学时，天天在先生手植的银杏树下经过。亭亭如盖之下，我们感受到先生的精神福荫，更受到一种无形的激励。每当金秋季节，我们仰视着阳光下的金黄闪烁，吮吸着植物似有似无的幽香，也不自觉地想起先贤的厚泽。
▲图为姚鼐先生手植的银杏树，现存于桐城中学院内。
作为沐泽了先生的后学，我们曾经不明白先生为什么四十岁就借疾辞官归里？但他回乡以后并没有什么养病，而是先后主持南京钟山、扬州梅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四大书院，把桐城派的理论在更广地域开枝散叶，使桐城派弟子遍及大江南北。这不能不说是先生的睿智。毕竟朝廷和历史不缺他这一个小官，何况就是位高如张宰相父子，对历史又有多大的稀缺性呢？倘若先生不在四十岁辞官，他当真能做到张宰相父子的位置吗？大概率上，一个文人没有特定的机缘，不可能封侯拜相。话说回来，如果他继续为官，能不能活到后来的85岁高寿，就不知道了。官场里的尔虞我诈，朝廷里的风波险恶，稍一不慎就大祸临头，怎比这各地书院的生涯来得潇洒。书院里讲的是古圣先贤的道理，看的是朝气蓬勃的学生，有名山大川为证，与清风明月相伴，好不自在逍遥，学生写出好文章，考上功名，还有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姚鼐的四十五年讲学生涯，最好地诠释了“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的真谛，不过先生乘的是先贤的桴，浮的是智慧的海。此处难展凌云志，归向江南黄叶村。读书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寻一处山水佳地，把圣贤的哲思与大自然相印证。如果再传灯有人，那就是读书人最大的开心了。如姚鼐先生，可以说是最幸福的读书人。
其实，张英也是一个幸福的读书人。说实话，他在政治上不如其子张廷玉作为大，但这也有历史机缘和君臣遇合，张廷玉如果没有赶上康熙雍正的交接，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作为。但张廷玉比其父就缺了那么一点黄老之心，三朝元老还不够吗？为什么在乎雍正遗诏的那一句“配享太庙”，与年轻气盛的乾隆争那一点虚名？陷入对“名”的执著，结果招来乾隆的暴击，抄家！张廷玉也在惊悸中去世，并留下一个无字碑表达无言的悲愤。这就不如其父张英了，张英能够在“六尺巷”故事中灵台清明，也及时告老还乡，在山间隐居与百姓和光同尘，经常还为饥寒的百姓施舍棉衣，天气好的时候在山中小道上散步，与人话桑麻。这是一种真正的放下和回归，是真正的与官场的告别。他的回归，是回到人生的出发地，是生命与灵魂最安然的栖息。张英在龙眠山的山水与樵夫农人中间找到了他的归宿。
“先辈声名满天下，后来兴起望吾曹”。五百年的传承与实践，五百年的精神与现实，在历史的夹缝中磨砺，在时空的风云下激荡，桐城文化终于聚沙成塔般地形成了一种集体人格，让每一个桐城人都成为一个行走的文化符号、一个移动的精神坐标。这可能就是桐城文化现象的偶然中的必然。
这就是桐城，一个平凡小城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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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兰生
为什么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密码就两个字？
何兰生
问道于盲何兰生
生死之外，吃饭最大——疫情下的断想
何兰生
疫情结束后，建议为罹难者设立哀悼日
何兰生
疫情之下，有什么思维缺失需要深思？
何兰生
疫情终将过去，劫后的人还要吃饭
何兰生
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学好辩证法？
何兰生
什么是我们战"疫"的底气？
何兰生
把“三留守”搬到万人的小城如何?
何兰生
众声喧哗中，农声如何响起来？
何兰生
为什么说小民感度决定大国高度？
何兰生
李子柒们离不开城市化，乡村振兴更需要城市化
何兰生
为什么说乡土社会正从根上裂变？
何兰生
我们为什么要对农民多一点耐心？
何兰生
时机对了，小农经济也可以发亮发光
何兰生
为什么说没必要担忧资本下乡？
何兰生
做基层工作就一定要骂人吗？
何兰生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教训农民?
何兰生
农民几何
何兰生
农民何为
何兰生
农民何去丨何兰生
农民何在丨何兰生
农民何人
何兰生
农民何谓
何兰生
乡村的出路，在于乡村的乡村化
何兰生
35年前的国庆，我从天安门前走过
何兰生
感悟丰收节的三重意涵
何兰生
“穷不丢书”不会输
何兰生
“富不丢猪”不丢人
何兰生
空房子，空镜子
何兰生
科学把握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动态平衡
何兰生
领会习近平“三农”论述的五个维度
何兰生
何兰生：不是上帝爱浙江
何兰生：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有？
何兰生：不能让那盏灯熄灭
何兰生：失联、推搡、学伴——让过度的情感，安静下来
何兰生：“炒猪”不是“炒炒猪”
何兰生：最恨是“周婆”
何兰生：阜阳白墙、万全电影，根子在做事不正、还任性
何兰生：重新认识农民，正确对待农民
何兰生：“操场埋尸案”，如果没有扫黑除恶，如果没有案中案！
何兰生：让农民说话，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何兰生：曼哈顿改名曼哈屯，是赌气，还是高级黑？
何兰生：为什么头一炮是她?
何兰生：如何看待传统村落式乡村的衰败？
何兰生：米村路与
何兰生：《身如老树立秋风》
何兰生：村医集体辞职咋样了？——《命若琴弦》不看不知道
何兰生：春花未谢人先老，憔悴了红妆
何兰生：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
何兰生：家国记忆三十年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农民日报社总编辑何兰生
农存心上
见于胸中
度在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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