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点击上方"最桐城"↑ 中国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未了的一个心愿，是没有机会再进城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叶圣陶先生，他带着这个遗憾走了。而从文先生却不无遗憾地在朱先生人生的最后时刻去看望了他———在朱先生不省人事的弥留之际……
自年起，朱光潜先生数次因脑病和腿病入院治疗，时危时安。年2月我去看他时，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马克思还不要我马上去报到，手头还有些事未了。朱师母说，大夫规定他“三不”，不抽烟、不喝酒、不看书。前两个“不”朱先生勉强能做到，后一个“不”绝对做不到。我那天去时，他正在室外坐在藤椅上翻看一堆报纸、杂志。朱先生读了一辈子书，离开书他是活不了的。
年3月4日晚，叶至善给我电话，说朱先生突然病危，不行了，叫我快去看一下，并告医院高干病房5号。我即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去电话，因为朱先生是中国作协顾问，达成约我明天早上一同去。我和达成是上午9医院的，朱先生躺在病床上，他那双熟悉和蔼的大眼睛空睁着，散光而又无神，靠机器在呼吸。朱先生小女儿世乐的爱人在会客室告诉我们朱先生的发病情况，说从昨天下午至晚上，国家教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北大等单位不断来人看望。他说看来抢救没有希望了。现在只等朱先生在安徽的子女来见最后一面。达成感慨地说：这么一位美学老人就这样要走了。
朱光潜先生终于在3月6日凌晨走了。当晚，沈从文先生夫人兆和给我电话，说从文和她去见了朱先生最后一面，医院了。她问起朱师母，我说：朱师母躺在床上，精神极差，见了我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早就给我打电话未通，本想叫我代通知朱先生一些朋友。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朱师母说，朱先生有两个心愿未了，一是没有看到你们和叶老(圣陶)，二是未见到《新科学》出版。朱师母极其悲痛地说，朱先生死在不断地做事上，脑子太累了。兆和问我，朱先生留下了什么话?后事怎样安排的?我告诉她，听朱先生家里人说，朱先生生前说过，他死后不开追悼会，医院。兆和说他们过些时会去看朱师母。
数十年延续的友情
朱光潜和沈从文是知心朋友，这不是什么秘密。
朱先生在文章中曾说：
我和沈从文相知已逾半个世纪，解放前我们长期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一直是他的知心朋友。
在从文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上一个。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从文过从颇密，有一段时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
沈夫人常说：“他们俩……”
朱先生对沈先生的创作是熟悉的。但越是熟悉的人评论文章越不好写，何况朱光潜和沈从文又被拴在一起严加抨击过，年他们同被一位权威人士在一篇文章中斥为“蓝色的”和“粉红色的”“反动文人”。
朱先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但自从他主要精力投入美学论著的写作和翻译后，文学评论就很少写了。然而，在他生命末期，在集中精力翻译维柯《新科学》时，他却连续写了两篇有关沈从文创作的评论：年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年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前者是杂志社的特约稿，后者是沈先生为自己的《凤凰集》出书请他写的序文。
三四十年代朱光潜和沈从文同在北大执教，一个是西语系教授，一个是中文系教授。
年在北平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是主编，沈从文是编委之一，也是实际上支持最多的一位。《文学杂志》助理编辑常风曾回忆过这段情况：
沈先生有多年编辑刊物的经验，对杂志的筹划十分积极热情，朱先生更可依赖他。他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每月在朱宅开一次编辑委员会，讨论稿件取舍，决定每期登什么稿件时，沈先生发言最热烈。组织稿件他更是积极，他还一贯注意发掘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吸引他们写稿子。
沈从文除了帮助举荐青年作者的稿件，自己在《文学杂志》上也发表了若干篇小说。
沈从文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朱光潜在同期杂志的“编辑后记”中均作了简略的评价。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沈从文的小说《贵生》，朱先生同期在“编辑后记”中说：
沈从文先生在《贵生》里仍在开发那个层出不穷的宝藏———湖南边境的人情风俗。他描写一个人或一个情境，看来很细微而实在很简要；他不用修词而文笔却很隽永；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很真实的而同时也是很理想的。贵生是爱情方面“阶级斗争”的牺牲者。金凤的收场不难想象到。乡下小伙子和毛丫头被逼死一个两个，只是点滴落到厄运的大海，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这么一点悲剧意识。
沈从文在年6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一卷第2期上接着又发表了小说《大小阮》，朱光潜在同期“编辑后记”里又说：
沈从文先生在《大小阮》里描写“五四”前后青年中两种人物典型，一个伤人逃命、东奔西蹿、神出鬼没煽动革命而终于丢掉脑袋的侄子，和一个讲究打香水、宿娼捧戏子、当小报编辑，成了名“作家”而回到母校当训育主任的叔父。每人都自信对人生有正确信仰而实在又同样地糊涂。小阮成了“烈士”，大阮当了训育主任，而学校里当年提灯照他们爬墙的老更夫却依然在炖狗肉下烧酒。从题材、作风以及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看，《大小阮》在沈先生的作品中似显示转变的倾向。讽刺的成分似在逐渐侵入他素来所特有的广大的同情。正因为这层，他的观察比以前似更冷静深刻。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朱光潜先生对沈从文的创作缄口沉默了多年。年，时年八十有三的他重新拿起笔谈到了沈从文。他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中说：
《花城》编辑同志远道过访，邀我写一篇短文谈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我对文学作品向来侧重诗，对小说素少研究，还配不上谈从文的小说创作，好在能谈他的小说的人现在还很多。我素来坚信“风格即人格”这句老话，研究从文的文艺风格，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人格……
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那也可能受到他爱好民间手工艺那种审美敏感影响，特别在描绘细腻而深刻的方面，《翠翠》可以为例。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互相牵挂，仗义执言
沈从文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前辈作家。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和沈夫人张兆和同在中国作协工作，由于她的引见，我开始与沈先生有点接触。年后，由于工作等原因与他接触稍多些。我每次见到沈先生和沈夫人，他们都问起朱先生的近况，身体怎样，又在写什么，译什么，而我每次见到朱先生，他也同样关心沈先生的近况。
朱先生出版了新著，怕邮寄丢失或损坏，几次嘱我代送给沈先生。有次他要我转送一本《诗论》给沈先生，我说前不久您送给他了，他说这本是新到的精装本。年4月沈先生签名送了我一套《沈从文文集》，共十二卷，沈夫人请我将早已包装好题签了的一套转送给朱先生，她说，单本的我们寄了，这套太重，邮寄不方便，烦你辛苦一下。有时朱先生将签名送我的书寄到沈家，沈夫人再转寄给我。有一次，沈夫人张兆和将朱先生送我的《悲剧心理学》转寄给我，并附了一封短信：
泰昌同志：
昨收朱老太寄来朱先生赠书，特寄来。从文目前所患系小中风，已见好，特告。
即致敬礼
兆和
四月十一日
我知道沈夫人的心意，是让我见到朱先生时转告沈先生的病“已见好”。朱先生和沈先生就是这样相互牵挂。沈先生比朱先生小6岁。
上世纪80年代初，沈先生常在病中，虽然房门上贴了“遵医嘱谢绝会客”的字条，每次我去，沈夫人都是欢迎的。年沈老为我写了张字，兆和来信叫我去取。那时沈先生还能清晰地言谈。我是下午三点去的，谈到四点多。兆和为我们准备了点心，沈老吃着吃着突然心脏病发作，坐在沙发上，吓慌了我们，兆和忙拿药，又用凉手巾敷在他的额上，等稳定后，我才悄声离去。第二天才知道，当天夜里沈老就住院了。
从那之后，我就不大敢去看望他，有时去也是默默地坐一会就走。崇文门三居室比起东堂子胡同斗室来，总算有个狭小拥挤的客厅可以安定地坐下来，即使不谈话，也能从容地观察到沈老神情的变化。他常含微笑，但不总是微笑，有时沉默得有点气愤，有时激动得有点紧张。他虽多年自觉地躲离文坛，但文坛的干扰却不断地烦扰他。
年，湖南一家文学杂志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湖南是沈老的家乡，沈从文的创作当时已在文学界重新评价中，发表这篇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但由于是朱光潜写的文章，出来后引起注意，有些不同意见，陆续汇拢到《文艺报》来。加上当时文艺界气氛比较紧张，有人认为朱文代表一种思潮，否定现代革命文艺传统。我工作的单位《文艺报》当时就准备发表一篇文章，就这个问题表态。这个任务刚巧落到我头上，拖延了一阵后，我不得不认真考虑这篇文章如何去做。
我去朱先生那里问了问该文的写作情况。朱先生说，年6月他和沈从文参加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同住一室，他说“不知谁把我和从文分到一个屋子里睡”，时间不短，前后有十天，这是个极难得的谈心机会，他俩好久好久没有这样愉快地交谈了。解放前，沈先生全家曾在朱先生家住过，朝夕相处，聊的机会自然多。解放后，沈先生离开北大，住得远了，各人有各人的事做，彼此又各有郁闷，亲密交谈的机会也就少了。朱先生告诉我，这次会余的时间，他俩基本都在房间里。湖南要给沈从文出本选集，从文希望他写篇序言。朱先生当时正在抓紧翻译维柯的《新科学》，身体又虚弱，但有数十年交情的老友提出这个要求，他绝不能谢绝。而且他长期感觉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很有必要重新评价，所以他草就了一篇短文，请沈先生看看是否合适，待沈先生看后，再斟酌定稿。当他拿到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后，重看了一遍，发觉文中个别提法(如海外现在只公认沈从文和老舍)的确不妥。他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原意只是希望正确评价沈从文的文学成就，绝不是想否定或贬低其他作家的成就，这不符合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贯看法，但他这样引述海外人士的意见，客观上容易造成这种印象，他为此深感不安。他笑着说，人老了，有时词不达意，文章拿出去之前要多看两遍，这是个教训。他担心因为这篇文章给沈先生带来压力，他说可以写文章公开自我批评，但不希望影响对沈从文创作正常的评价。我说《文艺报》可能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他说这很好。临走时，他又叮嘱我最近去看看沈先生。
过了几天，我去看沈先生。关于朱文的反应他已听说了，他说这篇文章发表给朱先生带来了麻烦，他很不安。兆和把我叫到另一间小屋，说沈先生听说报纸要发批评文章，觉得对不起朱先生。我告诉她，前些天我去看了朱先生，朱先生知道这事了，他欢迎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说给沈先生带来了麻烦，他不安。兆和叹道：“他们俩……”我向《文艺报》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从引用海外人士意见要慎重的角度，指出朱文的不足。我化名“张静”写了篇千字文作为“读者来信”，“来信”中并没点出朱光潜的名字。朱先生、沈先生都看了这封“读者来信”，当时我没有向他们说明这是我写的。
真情相知，知音难得
朱光潜和沈从文对文艺、人生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许多人对解放后沈从文放弃写小说，转向文物考古研究不理解，表示可惜，沈从文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年11月24日，他在美国圣若望大学发表题为《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的讲演中说：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
朱光潜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从文暂不写小说而专心文物考古，是迫于分工的需要，绝不是改行。”并认为从文“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年10月18日，北京大学举办庆贺朱光潜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座谈会，沈先生因故没有出席。当时他就向朱先生表示祝贺。后来他曾对我说：“朱先生一辈子辛苦教书，做了许多事，学生记着，书里写着，朋友们清楚，我常挂念他，争取一起多活几年。”
如今，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已作古，许多打笔墨官司的当事人也已作古，可以说“盖棺论定”。历史对他们各自对中华民族文化所做过的业绩，都在加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不断检验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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