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名山总与名人结缘,而不同时代的名人又似乎总爱与名山作伴，或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也验证了这样一个规律：即中国的文人往往总是有着别样的山水情怀。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山水钟灵毓秀、风情万种。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在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吟哦歌咏。美丽的山水与多情的文人结合的结果便是那一篇篇传诵千古的山水美文。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之感叹；清人刘方蔼也有“一快登临意，盘回踏数峰”之美妙意趣。当我们穿过那些不朽的山水作品的表面语境，却发现其中隐含的正是文化人的这种人格精神，而浮山即包含了这种人格精神。浮山，这座最高峰海拔仅米，面积15平方公里的小山，因坐落在枞阳县内，又是“桐城三祖”的故乡，之所以被冠之“第一文山”美名，除了陶侃、孟郊、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方以智等历代文化巨匠与其有因缘之外，更离不开桐城三祖以及后世的桐城派文人与其结下的不解之缘。与浮山有牵连的首推桐城派一祖方苞。据《浮山志》记载，方苞为枞阳县义津人，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年和年曾两次到浮山并写下了《再至浮山记》，既赞美浮山景色之胜，又感叹浮山“士女杂至，山名则人满，患也，必为游客所败坏”，并由此联想起自己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因文字狱冤案受到牵连，自己也似浮山一样是为才名所累。几经周折的方苞，好不容易中了个进士，虽因母亲生病而放弃了殿试考试，但毕竟也算功成名就了。他万万也想不到，就因那篇千字的序文，而且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也没有任何反清言论，却招致抄家的厄运，不但自己受了三年牢狱之灾，还株连了自己多名亲人也蹲进刑部大牢。想到自己一身清正，而深陷文字狱，虽满腹悲愤，但面对统治者的滥杀无辜，方苞作为读书人的心灵已被深深地震慑了。面对这样伤心刻骨的往事，方苞只是在《再至浮山记》中略略提及，感叹浮山浮水的沧桑和世事名利的浮华。作为读书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又能奈如何呢？只好写些歌颂康乾盛世的美文罢了。好在方苞是个运气不错的人，又因文才卓越，终得到大学士李光地极力营救，待罪走进了康熙的南书房。直到雍正执政几年后才撤销了他和家人的罪名，恢复了原籍，至此，方苞才松了一口气。正是“应是世间缘未尽，欲抛官去尚迟疑”。与浮山另有渊源的便是桐城二祖刘大櫆了。据《浮山志》记载，刘大櫆非常喜爱浮山，他来过浮山多次，而且常在山中居住多天。他对浮渡山水怀有深情厚意，对浮山的历史人文充满了兴趣。他的散文《浮山记》中描绘了几乎所有的浮山景观，文章有两千五百多字，这在古代游记性的文章中，也是很少见的。《浮山记》文法严谨，描写浮山的方位与层次十分清晰，准确生动，充分体现了桐城文派的创作风格，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例如他在描写滴水洞时说，“丹障之西，障重欲尽，石拆而水出，小桥跨之。过桥而巨石塞其口，沿涧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则廊然甚广而圆，如覆大瓮，如蜗螺旋折而上。上有覆阁，其顶开圆窍见天，飞流从中直下数千尺，如喷珠然，岩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环步坐而观焉。”这段文字，记录有序，先写洞外，然后写洞内，洞内先写其顶，后写其底。文章有物，抓住景物特征，写洞的幽深与飞瀑流泉、写坐洞观天的感受，突出了洞的幽奇雄空的特点，令读者感觉简约清新，富有神韵。桐城三祖，其文风文法既一脉同宗，又各有千秋，素有“方苞不写诗，姚鼐不填词”之说，但桐城派二祖刘大魁不仅写诗，而且写得很有神韵，和写文章一样尽力。姚鼐曾评价刘大櫆“文与诗并极其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刘大櫆写赞美浮山的诗句中，如《会圣岩寺》中“长夏无冰雪，山居自微寒。日与僧徒对，忻兹寝息安。冷风忽不逮，乔树皆上干。空廊万结坐，明星照栏杆“的诗句，写浮山会圣寺夏季凉爽，夜晚宁静，星月明亮的景色，为后世广为流传。与方苞不同的是，刘大櫆虽满腹才华，但多次考试仍被拒之“体制”之外，尽管一腔热血，也无缘报国，晚年只好一声长叹，退守故里，奔走于皖江南北大地传经授学。福兮祸兮？历史的谜团，我们已经无法知晓，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不得志”才不得不潜心修学，成就了他的名望，奠定了他桐城二祖的历史地位！
与浮山结缘的桐城三祖姚鼐，祖籍在牛集乡姚王集。据说姚鼐从小聪明，喜爱学习，跟随叔父姚范学习经文，十五岁拜刘大櫆为师学习古文。年考中举人，年三十三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年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姚鼐被推荐担任纂修官，年辞官。这位桐城派的集大成者，给浮山留下的墨宝是《左仲孚诗序》。左仲孚是姚鼐的亲戚，也是姚鼐的朋友。左仲孚游浮山回来写了许多诗，结集请姚鼐写序。姚鼐欣然命笔，于是便有了这篇传世名作，其中描写浮山，“而其间寿春、合肥以传淮阴，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极望，无有瑰伟幽遂之奇观。独吾郡浮渡以其胜名于三楚。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众。”这段文字是说在合肥、淮阴等江淮之间大片区域地势平坦没有山景可观，只有我们家乡浮渡山，风景名传长江南北，岩洞丘壑曲折幽深奇特，吸引了众多游客。与前两位不同的是，姚鼐虽学富五车，但其心境淡然，无意入仕，在《四库全书》功成名就之时，全身而退，不愧是明智之举。晚年潜心修学，广纳弟子，终成一代宗师，乃桐城派之大幸，中华文章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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