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完美人格就是君子，君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尊贵亲切的、奋发有为的、高尚平凡的、谦和向善的，这与桐城六尺巷的和谐君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以新的视野和思考去 首先，君子文化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永远都站在精神的高地上，因为君子之“义”，“义”在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高尚的道德情怀和宽厚的仁爱之心，所以心胸坦荡，义薄云天。也正是因此，桐城六尺巷的纷争，在老宰相张英的眼里，他看到了“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想到了“让他三尺又何妨”，老宰相不只是心胸宽广、目光深邃，更重要的是他把君子的美德与修养垂范后人，在人们心目中矗立起一座君子的文化丰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央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常抓不懈，专门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桐城六尺巷所展示出的这种文化意义，与今天我们展开的“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价值观教育，都是在努力打造一种健康向上的道德规范。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六尺巷的和谐君子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桐城文化的重要承载，其中内在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它既有高尚的君子人格之美，又有深厚的道德蕴涵；既具有传统文化散发的魅力，又有桐城人外圆内方的精神特质。这些特点，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征的。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提炼优秀的文化正能量，并使之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之中，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开出绚丽的精神文明花朵。但古代的君子与今天文明要求，因时代的不同，在内容和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今天的荣辱观和价值观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要抵制腐朽文化和思想的侵蚀，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六尺巷的和谐君子之风，更多的是表现宰相张英个人的君子气度，是有局限性的。借鉴在于吸取精华，提取其有益的基因；而价值的取向，是选择什么，抛弃什么，这对于我们如何正确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利用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之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六尺巷的和谐君子文化对当代桐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加强公民人格教育，转变社会风气具有现实意义。六尺巷的故事，桐城百姓耳熟能详，都知道老宰相张英心胸宽阔，人生境界十分高尚。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在百姓们心中一目了然。王夫之说，“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在“义”和“利”面前，是分水岭，君子取义，小人取利；君子要讲正义，做正人君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唯利是图，做衣冠禽兽，这种精神和品质的对立，是水火不相融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强调的就是正确处理义与利、人与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与老宰相张英的“礼让”和谐精神又何其相似。张英强调“厚重谦和”，与人相交，一言一行，“皆须有益于人”。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与人为善，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静气”，做到“有理不恕人”，这是张英君子人格的又一重境界。这种境界，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人格教育，克服浮躁、化解社会矛盾，有着很好的启示。“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贵人而贱己”，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使人们对君子寄托了美好的向往，而桐城文化与六尺巷所形成的和谐君子文化，彰显的就是老宰相张英的人格魅力和桐城文化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这种品质和精神，有益于和谐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是符合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追求的，是人人都可以学习和效仿的，而并非可望不可及。张英在教育子女上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在《聪训斋语》中告诫子女说：“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是万万要不得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人生应把“立品、读书、养身、择友”作为座右铭，这“立品”就是树立君子的高尚品质，是六尺巷精神在张英身上的又一体现。张氏一门在朝为官为宦者数以百计，都把《聪训斋语》谨记在心，他们奉行的人生准则，与历代君子都有着共同的特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这三大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等，完全可以对接、互鉴和贯通。这就是说，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和可学可用的。通过这种能量转化，君子文化与桐城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者互补互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获得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另一方面，六尺巷和谐君子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抽出新的枝条，结出新的硕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再次，六尺巷的和谐君子文化对当代桐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君子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概念，也是我们崇尚的高贵人格。而桐城的六尺巷正是老宰相张英追求与坚守君子人格和理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的贵族文化和绅士文化是有区别的。古往今来，中国人眼中的君子，都是先忧后乐，先人后己，代表着我们民族追求理想、完善自我的崇高人格风范，具有示人正己的楷模效应。而西方的绅士，是贵族阶层文化的体现者。两者相比，前者高尚而平凡，后者只是阶层利益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尺巷的和谐礼让精神无疑是桐城历史文化中最具有人文情怀，道德含量最高，最值得称道的组成部分，是桐城重要的文化标识和道德标识。标识不只是文化标签，而且具有品牌效应。人们来到桐城，最想参观的，当然是六尺巷和文庙。在外地人眼里，六尺巷就里桐城的代名词，这就是标识的作用。六尺巷不只是桐城的旅游胜地，也是反腐教育基地。这种君子文化承载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构成了六尺巷和谐礼让的思想蕴涵，人们游历其中，强化了君子人格的确立和教育，所以，六尺巷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是桐城思想道德文化的优势资源，我们应站在标识的角度，充分利用和发掘保护。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汤恩比博士说过：“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汤恩比博士还说，“如果有来生，我将在中国。”智者之思，当然是深思熟虑。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君子文化无疑是儒家思想积淀最深，最宝贵，最伟大的灵魂之一。站在这个角度，六尺巷就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一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财富。也正是因此，六尺巷的和谐君子文化，已成为桐城儿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追求的完美人格。(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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