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安徽日报》8月16日第6版，原标题为《桐城文化对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
桐城派作为诞生于安徽的地方文学流派，为什么能产生全国性影响，并能称雄清朝文坛两百余年之久？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桐城文化作为儒家正统文化的综合载体，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桐城文化的兴盛与桐城大家族的崛起密不可分。明清两朝，桐城人科举应试，除去为数众多的秀才不算，中进士者人、中举人者人，担任七品以上官职者高达人，其中尚书9人。
如此庞大的官员知识分子队伍汇于一邑，多集中在方氏、姚氏、张氏、左氏、马氏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家族之中。他们既是官府不同层次权力的执掌者，又在知识文化上居社会领先方阵，且相互激励，世代相传，这为桐城文化的繁荣与传扬培厚了优越的土壤，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当时从官府到学界，桐城派声势浩大，各地名流如曾国藩、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张惠言、严复、林纾等，都翕然从之，并以受益于桐城派为荣。
崇文重教，修身立德，是桐城文化的重要特点。从明代中叶到整个清朝时期，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许多学子在科举考试中黄榜题名乃至蟾宫折桂，或出仕做官，建功立业；或坐镇一方，传道授业，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家喻户晓的“六尺巷”故事，便是官员严格约束自己及家人，礼让邻里的佳话。
经世致用，矢志报国，是桐城文化的又一重要特点。桐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吸收了程朱理学、阳明学说的有益成分，洋溢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矢志报国情怀。这主要体现在桐城官员身处其位，力谋其政，务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
他们为官多秉道遵法，律己甚严，遇到困难时多直谏敢为，虽获罪而不悔，涌现出许多名臣与循吏，如马孟祯、左光斗、姚文然、张英、张廷玉、方苞、姚莹等。
经世致用的特色，还表现在桐城学者的治学风格中。方学渐的著作被《明儒学案》列入泰州学派，《四库提要》称其“一扫虚无空寂之说”。方以智主张治学须“诵日躬效而兼之”，把实践（躬效）摆在突出的位置。吴汝纶考察日本，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更是为了实施“以夷制夷”之法，与先贤经世致用、矢志报国的思想一脉相承。
桐城文化中崇文重教、经世致用等传统，对今天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领导干部要注重读书，加强学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领导干部注重读书学习，不仅能提高知识水平与领导能力，提升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而且还会起到典型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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