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初名巩至，字植之，别号副墨子，自号“仪卫老人”。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方泽，“字苧川，号待庐，乾隆丁卯优贡，官后补知县。主讲洪洞、玉峰等书院，于姚范友善，以文学相切磋。论学宗朱子。其文高言洁韵，远出尘埃之外。”（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颇负文名，与同邑刘大櫆、姚范、叶酉等号为“龙眠十子”，与沈德潜、周振采等并称“江左七子”，为姚鼐老师。父亲方绩，“诸生。师事姚鼐，受古文法。其为文复师刘大櫆，劲峭邃折，造语奇崛。尤工于诗，出入少陵、山谷间。喜校勘诸书。”（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文清深雄杰，诗学退之、山谷。创意造言必出常人之境。”（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姚鼐让自己儿子姚景衡拜他为师。方东树深受其父影响，幼即好学，极聪颖，11岁效南朝梁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为乡前辈称赏，名动乡里。22岁入县学，为弟子员。同年赴江宁钟山书院，“师事姚郎中，泛览秦汉以来载籍，自诗文、训诂、义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说，无不综练”。（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自弱冠之年应乡试，前后十多次，屡试屡失利，至道光七年（）绝意不试。“自27岁起，为生计而客游四方，先后在江宁、阜阳、六安、池阳、粤东、毫州、宿松、祁门等地书院或幕府，从事教书和著述，并为江宁、广东粤海关修志。80岁还欣然应邀赴祁门主持东山书院，到任仅两月即去世。”（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所著书，曰《汉学商兑》三卷、《书林扬觯》二卷、《大意尊闻》三卷、《向果微言》三卷、《昭昧詹言》六卷、《陶诗坿考》一卷、《仪卫轩文集》十三卷、《半字集》二卷、《考槃集》三卷、《王余集》一卷，皆刊行。”（马其昶.桐城耆旧传）
方东树是“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忠诚卫士”（杨怀志.桐城文派述论）。他坚定地维护和传播程朱理学，却不是侯外庐指斥的“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的“最典型的代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也不是冥顽不化、守旧不移的腐儒。“当汉学炽盛，姚郎中独毅然自守，先生既起，更昌言排之。”（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客居阮元幕中时，“独发愤著书”，“于是成《汉学商兑》一书”（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他愤而指责“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禁”，“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汉学商兑自序》）捍卫宋儒理学，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方东树“览经史诸子百家，独契朱子”；“学问出于程朱，欲因文见道，穷理尽性。”（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
方东树“于古今文法知之最深，其文罄抒心得，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涌出，或前人所未言而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推阐，或后人所欲言而不能自达其意者，悉为疏通而曲畅之，又博极儒先诸书，探天人之旨，究性命之归”。方东树自青少年致力诗文，又从姚鼐学，为文言必有物，讲究经世致用，师古而不袭古，遂独具特色。尤擅长论说文，随事阐发，大开大阖，尽情发挥，管同赞扬其文“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词”，务尽其言之理而足乎人之心。他一生忧时济世，追求道德、文章、政事的完美统一，可惜命运不济，终生贫寒，以教书、著书为生，不入仕途，壮志难酬，济世之理想无法实现。他只好诉诸笔端，直陈襟怀。眼见鸦片之毒蔓延天下，愤而作《劝戒食鸦片文》，力劝食者戒食；再作《匡民正俗对》，严驳弛禁论，激烈陈词，呈奏强令禁烟，严惩贩运者，更要严治吸食者，从源头上禁烟。他还力劝邓廷祯斩杀义律“以绝祸本”。这些正确的意见都未被采纳，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丧师失地，受尽屈辱，方东树“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遂作《病榻罪言》，极论制夷之策，洋洋万言，直言无隐，激情澎湃，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但还是未被采纳，报国无门，抱恨而终。方东树“少学于惜抱，而不为其说所囿，能自开其大，以成一格”；“才气之盛，学问之正，博大精深，”（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超过了其师姚鼐先生。
方东树文论思想极其丰富，略述两点：
一是“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仪卫轩文集?书惜抱先生墓志后》）。
方东树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目睹清朝由盛而衰，感受到变革气息，如何发挥文章价值？《辨道论》云：“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苟其时之弊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云：“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明确提出“文无古今，随事适用”的文论观，他反对那些不“足以救乎时”的空谈，反对脱离社会现实去“钻故纸”，反对为个人成名而“著书作文”，立足于“救时”“济世”，追求言要“足膺世之用”、“足为天下后世法”，这显然是顺乎当时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进步潮流的。
二是务去陈言，“善因善创”。
方东树明确指出：“汉魏六代三唐之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皆陈言不可用。”（《昭昧詹言》）“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昭昧詹言》）显然是对韩愈“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思想的继承。面对社会急剧变动的新形势，桐城派如何谋求新发展，也是对桐城派平稳发展的突破，方东树搬出韩愈之说，突出求变思想，恰逢其时。如何做到“务去陈言”？一是“有本”：“周秦及汉，名贤辈出，平日立身，各有经济德业，未尝专为学文，而其文无不工者，本领盛而辞自充也。故文之所以不朽天壤万世者，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方东树《答叶溥论古文书》）“经济德业”为作者之“本”，即作者经世治民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功业才是“本”。二是“善因善创”：“故凡吾所论文，每与时人相反，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方东树《答叶溥论古文书》）方东树论文认为为文要“师古人”，但不是“复古”，是“继古”，即继承古人创作之精神，以实现新变，“善因善创”，“因”“创”并举，方能“成吾之是”。这种为文“通变”观，是对姚鼐“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的继承，体现了桐城派包容并蓄、融通开放的文学精神。三是“固贵于知”：“文章之道，固贵于知矣。”所谓“知”，就是博闻广见，就是多读书。“读书深，胸襟高，皆各有自家英旨，而非徒取诸人。”“读书多，取材高，则能隶事。”“能多读书，隶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陈出新入妙。”（《昭昧詹言》）多读书是前提，创新是目的。因袭易，去陈言难。“方东树这些见解，对以后桐城文家探讨古文技法，总结创作经验，起了示范和引路作用。”（方宁胜《方东树评传》）
“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姚鼐《与胡雒君书》）姚鼐寄厚望于高足，惜刘开、管同早卒，姚莹浮沉宦海，方东树奋袂而起，师承前辈，固基补漏，开拓创新，和梅曾亮等人一起，致力文学事业，以“经世致用”求通变扩大桐城派文论廊庑，终于在桐城派“三祖”所代表的古典文论与曾国藩代表的近代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桐城派前后期的有机衔接与过渡。（方宁胜《方东树评传》）
赞赏
长按北京中科医院好不好苯酚的用途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ongchengzx.com/tcszy/40092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