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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街老了。似乎，我每穿过北大街一次，它就老上一回。如今，它像一位豁了牙的，脸上泛着古铜色光芒的垂垂老者，他端坐在老城中央，仿佛在守护者什么，坚持着什么。又仿佛什么都守护不了，什么都坚持不了。我深信，那种深沉的坚持背后，是仰天长叹的无奈，甚至是彻骨的绝望。他守护的一定是岁月，是悠长历史风云下的点点滴滴，是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文化梦想。难以想象，一条历经千年的古城街道，被迫让位于，由高楼大厦硬性堆砌的城市文明，其结局会是什么。
一
北大街老了。似乎，我每穿过北大街一次，它就老上一回。如今，它像一位豁了牙的，脸上泛着古铜色光芒的垂垂老者，他端坐在老城中央，仿佛在守护者什么，坚持着什么。又仿佛什么都守护不了，什么都坚持不了。我深信，那种深沉的坚持背后，是仰天长叹的无奈，甚至是彻骨的绝望。他守护的一定是岁月，是悠长历史风云下的点点滴滴，是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文化梦想。难以想象，一条历经千年的古城街道，被迫让位于，由高楼大厦硬性堆砌的城市文明，其结局会是什么。
从西往东，桐城北大街，长不足华里，宽不过四米。它太短了，短得让人来不及回味，穿行其中时心有所托的归属感。逢年过节，那种温暖萦怀的归属感，在当下日益物化的时代，实在难以寻觅了。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城关人，但在多少年前，我就被他的一汪古朴与宁静所迷恋。他就是北大街，静静的存在，与其他的新街截然区别开来。此心安处，我不知道北大街是多少人的故乡，他们此刻在想着什么。至少，我料他们会在某天，或是某个残缺的梦里，会有故乡的影子出现。我是替他们伤神了，那个令他心安的地方或是影子，将不复存在。
从建筑的角度看，北大街已少见具有审美和工艺价值的明清建筑物。他已经被破坏了，且零落不堪。低矮的平房，破落的门窗阁楼，灰墙黛瓦，街坊间夹杂的新式楼宇，用水泥砖替代麻石条铺就的路面，实在乏善可陈。但有着悠久历史，承载着丰厚文化积淀的老街，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建筑美学上。更多的，他是文化遗风，是记忆和见证，是脉络，是城市的根。他是无价的。越是年代久远，他的价值显现越大。
眼下，身临其间，环顾四周，随处是残垣断壁，而作为文化符号的“讲学园巷”和“寺巷”的路牌，仍冰冷孤孑地立在弄口。它还有存在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符号唤不醒沉睡的记忆，担负不起沉甸甸的文化内涵。历史街区原有格局和风貌不见了，剩下的，只是空洞的躯壳。这不能不说，不是场灾难。
现存的老街老巷，不可复制，不可再生。这是常识。五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曾说过：“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茫然无所知。”
如今，当局者仍将古旧和落后相提并论。在与城市建设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只被动地保留文物保护单位，而对老城的历史街区熟视无睹，任它们沦为商业开发的牺牲品。
殊不知，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更高，因为，它还是活着的。
具备这样的文化常识，答案便不难找到：城市现代化、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如何与老城，包括历史街区传统风貌的保护相得益彰？
二
在保护古城的经验方面，国外有两个特例可资借鉴，一个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它在战后依赖于左翼政党领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与房地产商的斗争，保护了古城；另一个是，波兰政府在战后对华沙的重建，使之成为，延续波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
国外成功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是保护历史街区，总体思路是，保护古城，另建新城，力求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如印度的新德里和旧德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老城和新城。这也是“梁陈方案”的精髓所在：将旧的行政、经济中心和过多的人口从老城转移到新城，既可以解决旧城的居行和办公问题，又可以体现古城历史文化及旅游的价值。新城老城并行不悖，从根本上解决老城面临的种种压力。
瑞典前驻华大使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旧城保护的看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在城建方面犯过大错。我的故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是这样。把成片17、18世纪的老房子纷纷拆除，盖上高高的写字楼、购物中心、停车场、宽街新路。现在90％的斯德哥尔摩人认为这样干是大错特错，原来是老房子的地方现在都冷冷清清，了无生气。
多亏当时还有一些热血之士，大声疾呼，大力抗议，结果城中一块历史较为悠久的地区幸免“现代化”，保存了下来。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老城。
今天如果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就可看到它是最有品位、人气最旺盛、最有画意的地方。即使从附近的岛屿远远望去，它在一群现代化的建筑群中间就像一组仍然有青春魅力的花簇。
桐城是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古代建筑史学专家张驭寰在他的《中国城池史》一著中，对桐城作了这样描述：
春秋时代为桐国，到唐代改设桐城至今。桐城地处大别山东麓，东南临长江，地势平坦，古代文风非常兴盛。因桐城派闻名于世。
桐城的一大特征，就是县城城池的规划与建设，构成正圆形的城池，这从全国来看，是独特的，也是唯一的一座圆形城池。
全城以中轴线贯穿城池，南城门曰“南薰门”，北城门曰“北拱门”，均建在中轴线之上。西城门偏北，东城门偏于东北方向。西北方向有一个城门曰“宫民门”，正面方向也有一个城门曰“向阳门”。全城共计五座城门、三座水门，城墙做弧形通过个个城门。在北拱门外建有一座半圆形瓮城，只是在西北方向建“马面”两个，在东南城墙之外设硬楼两座。这些都是从战略上来考虑的。
在城池规划中，大河从北门西入城，流向后山之东，弯曲流向西南，经柴巷、禅度院、西大街，流向西南方向经水门出城。另一条河是从县署分流向南流至东南方向出水门。都是穿城而过，所以全城有三个水门。这些河是大别山下来的水，引入城中的。城内的道路规划，首先是做内环城路，这是与其他城池不同的。
城内的道路，没有一条直通的大街，都是一段一段的弯曲的巷子。城门之间也没有直达的主干道，东西南北各方向的街也不是直通的，还有斜街。
城内的西北角有一小山，叫后山，山不太高，建城时，包在了城内。城里的衙门均设在西北方向，也就是现在的北大街。面水依山，避风向阳的风水宝地，是全城最佳的地区。后山之前，计有县署，县丞衙署，典史衙署，察院等建筑群。寺庵、庙宇、祠堂、园林大建筑组群，都分散在全城主要位置。例如观音阁建筑在全城的中心，左建关圣庙，右设城隍庙。西门里有黄公祠、史公祠，东门里有姚端格祠，理学祠。
桐城的城池具有许多的特点：它是一座正圆型城，在城内有一圈贴城街，相当于城内环城路。城墙做“马面”三个，都是在关键部位建造的。凡是正式城楼都做重楼，一般的城门楼做单楼一层。
我国除桐城是唯一的一座正圆形的城池外，尚有圆型城，椭圆型城池，如：北京北海团城，那是园林里的小城并非县城，北京乾隆跑马厅椭圆形的城，山西翼城县城是一个卵形的城。昆明太和宫是道教建筑群，也做一个圆形城。但是这些都远不及桐城县城的圆形那样正规。
张驭寰以一个专家的身份，给出了桐城作为古城无法估量的价值。桐城是唯一的。桐城古城区迄今已有余年历史。古城坐北朝南，背依玉屏、投子、龙眠三山，旁挟石河、龙眠二水。古城初名山城，民国时改为孟侠镇，建国后定名城关镇。古城建造典雅，曲折回旋，有“七拐、八角、九弄、十三巷”之称。
崇祯八年至十五年间，农民军将领张献忠，面对威严坚固的桐城古城墙，曾六次强攻不下。遂有“铁打的桐城”之说。关于城墙之毁，据方守敦《凌寒吟稿》中所记：桐城建城自万历四年，为乡贤盛侍郎汝谦、吴布政一介二公所经营创造，十余年始告成，坚固壮观，巍然为皖省列城之冠，保障人民防变乱者将四百年。今以倭寇之难，当局主军事者恐寇重来据守，不易攻克，而先自撤之。于是事将兴时，征役万众，卤莽驱迫，纷扰不顾一切，人人怨咨嗟惜，一月遂撤毕。
城墙不存，但老街依在。从现存的老城格局看，从南大街，经六尺巷，过羊子路，到文庙，穿公园路，右拐至北大街，再经东作们，上紫来桥，最后到达东大街，这是一条全国最长的古街，也是桐城地地道道的历史文化长廊。全长约5公里。南大街和东大街的风貌保存较为完好。北大街如改造成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意味着，贯通桐城古城东南的枢纽将被扭曲，这条罕见的历史文化长廊，将面临断裂的尴尬。我姑妄地想，假如让那座圆形的古城再现，那离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多远？
三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老街。从明代开始，北大街就是桐城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文人士大夫和达官显贵多聚居于此。方以智故居，姚莹故居，啖椒堂与左忠毅公祠，反清志士潘缙华故居，讲学园遗址，教育家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堂，以及现代文史专家叶丁易故居等等，众多名人故居与世家大院是北大街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象。自古至今，从北大街走出的硕学鸿儒遍及海内外，正如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考察桐城时书写的楹联所云，想过去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看今朝人文重崛起再度领风骚。
我很难找到，国内众多的古城老街当中，能像桐城北大街这样，走过无以数计的仕者高人。平遥、丽江、凤凰、西递宏村等等，它们都没有。众多先贤智者们的足迹遍布北大街的每一个角落，或著书立说，或开坛讲学，或吟诗作画，或与百姓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市井生活。他们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乃至政治作为等诸多方面，均为地域桐城贡献了非凡的智慧。
如果追根溯源，桐城文化兴盛的发端，应该始于方学渐（字明善）。他是方以智的曾祖父，曾于讲学园巷建“桐川会馆”，“日与同志讲性善之旨”，并以布衣“主坛席二十余年”。治学以“崇实”为主旨，强调“理是实理，事是实事”，坚持“究良知而归实”。讲学园巷南邻北大街，东临龙眠河，与方氏祠堂位置相近，离先生之子方大镇的廷尉第，仅百步之遥。
据《方明善先生行状》中记载：“癸巳，先生应岁升廷试毕，过大名府……归后构桐川会馆，颜其堂曰崇实，中祀至圣，左庑祀甑山先生及吾乡省斋何先生”。
甑山先生即汉阳张绪张甑山，为先生恩师，曾任桐城教谕。何省斋先生即何唐，为先生岳父恩师，桐城讲学之风的开先河者。由此看出，桐川会馆应建于万历癸巳，即公元年。另据方大镇《续置会馆颠末纪》载：“甲寅春乃议改轫并毁旧馆而新之。”万历甲寅，为公元年。桐川会馆新建一年后，方学渐先生辞世，享年七十五岁。从年到年，明善先生在县城讲学长达22年。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人才辈出的桐城，与方学渐的倾力亲为断然难分。
自方学渐建桐川会馆“讲学开始，一批批学子士人陆续汇聚到方氏周围，砥砺风气，精研学术，在皖江和东吴一带，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学团。东林党人曾邀请他，到东林书院讲“身心性命之学”。后经其子方大镇、其孙方孔炤的传承戮力，方氏学团渐进发展。待到曾孙方以智时，因其声誉远播，一大批追随者慕名而来，方氏学团由此发展成闻名遐迩的学派。
除创立者方学渐，代表者方以智，以及中坚人物方大镇、方孔炤外，方氏学派的主要人物还有：吴应宾、钱澄之，以及方以智的三个儿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和方以智的学生游艺等。这些人物，或师生同学，或血缘姻亲关系，凝聚力极强，因而，方氏学派比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合以魏禧为代表的江西“易堂九子”，更具有内部的稳定性和向心力。
同明末清初其它学派相比，方氏学派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注重研究自然科学。如方孔炤著有《崇祯历书约》。就学术价值取向上，“提倡易学与科学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会通，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实学与玄学兼顾”。理论上，显然超越了其他学派。
方氏学派，至方学渐的曾孙方以智而登峰造极。方以智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音韵、文字、训诂、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杰出建树。学界自有公论，在此不赘。
就影响，在清代，因其学识渊博，考据精确，备受学人赞许，将他视为开清代“汉学”学风的先驱人物；十八世纪初，《通雅》、《物理小识》传入日本，对日本近世思想产生冲击。被誉为“科学历史学的先驱”的新井白石，仿《通雅》而著《东雅》；而作为日本古代辩证法思想杰出代表的三浦梅园，则在他的《赘语》中屡引《物理小识》；嘉庆、道光年间，《通雅》又传人朝鲜，为朝鲜学人所重视；民国后“五四”以来，学界盛赞方以智开近世科学之风。
梁启超推崇他的“尊疑、尊证、尊今”的治学方法，罗常培强调他“汉字革命论”之难能，容肇祖称许其务实精神之可贵。建国后，两次重修方以智墓，并于墓碑上刻，“博学清操垂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以示对他的怀念与崇敬；当代思想家侯外庐，称其思想为“东林”、“复社”精神的理论总结，代表了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折中古今，会通中外。年，手抄本《东西均》出版，方以智于该书中提出的“合二而一”论，引起学人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引发了理论界的一场大辩论。
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是方学渐方氏“六房”的后代。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不仅有《登泰山记》的经典文本，更有“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理论。而“义理”、“考据”之说，显然承袭了方氏学派“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的思想。
可以说，自方学渐开始，方氏便确立了在桐城乃至全国的名门望族地位。坊间向有“话到桐城必数方”之说。桐城方氏主要有三支，即桂林方（县氏方）、鲁谼方（猎户方）和会宫方。自桂林方五世祖方法扬名，至七世祖方佑显耀，此后各房代出才人，自发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地域性学者和文学家群体。他们是：理学家方学渐，经易学者方大镇，理学家方孔炤，诗人方维仪，思想家方以智，学者方中德，数学家方中通，学者方中履，诗人方文，文学家方登峰、方式济、方孝标、方拱乾，书画家方亨咸，文学家方世举、方贞观，诗人藏书家方南塘，桐城派始祖方苞，水利专家方观承，文学家方维甸，文学家方宗诚、方东树，学者方守粦，方守敦，文学理论家方孝岳，民国要员方治，一代大哲方东美，作家方令孺，诗人学者方珪德（舒芜）等等。
上述群体中，除方宗诚家族为鲁谼方，方治属会宫方外，其余多均为桂林方氏世家成员。桂林方氏家族，素有孝友持家，秉直为臣，饱学为儒的殷实家风。正式这样的家道遗风，锻造并成就了方以智的思想。祖父方大镇“道器不离”的理论，对方以智学术和艺术的实践，起到方向性指导作用。明亡后，父方孔炤及家族前辈大多退居归隐的精神取向，又间接引领了方以智，趋向简真率直的元人艺术趣味。从零零碎碎的文字记载，存量稀少的书画墨迹中，不难窥见，方以智书画艺术的轨迹，刻着鲜明的家族文化的精神烙印。
方苞的故居，位于桐城桂林方祖屋的风仪里，桂林第，即高祖方大美的翕乐堂（其曾祖后迁南京，方苞回桐居此），与坐于寺巷的方以智故居潇洒园，不过百米。也就是说，方氏名门的思想创见与饮食起居，多发生于北大街。
方氏以古文名世，文风衍长，影响中国文化多达四百余年。有人认为，方氏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学术文化与道德上，历史贡献最著的家族。不但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方氏学派”，而且开创了主导清代文坛两百多年的“桐城派”。现代学者吴大琨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某一地区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
明清桐城张姚马左方五大家族，除张姓居西街外，其余四大世家均居住于北大街。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几大家族，影响并塑造了北大街。
对名满天下的书香世家桐城方氏，台湾作家高阳赞：方氏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为中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在《影响百年中国的文化世家》一书中，桐城方氏被誉为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梁实秋道：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当代学者钱理群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四
据《桐城县志》记载，明初，桐城地属畿内，得风气之先，学风渐起。明中，朝政腐败，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童自澄设辅仁馆，赵代与其子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等结有“泽园社”，胡如珵、方亨咸、吴道新、潘江、吴德音等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多躬行力践，极力倡办教育。教育家吴汝纶晚年，以振兴桑梓教育为己任，创办桐城中学堂。地方官宦士绅，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也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薰染，书香四溢。《桐城耆旧传》称当时读书盛况为“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
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民间团体。学馆或学宫，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书院。在我看来，桐川会馆兼有书院和会馆的双重性质。换句话说，教育和民间交流兼而有之。
书院是集藏书、教学与研究于一身的高等教育机构。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式微，读书人多避居山林，仿效佛教禅林讲经制度而创立，形成了这一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著名的有：白鹿书院、岳麓书院。书院大多自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目的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求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著名的有无锡东林书院。明朝官方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但多次毁而未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
清代书院达两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极致，大多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的两湖、越秀书院等。光绪二十七年（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成长于北大街，身为东林党领袖之一的左光斗，早年受桐城文风的耳熏目染，年青时就颇负才名，除精通文史外，常留心经世致用之说，事关国计民生之策。因此，他早有救国救民的宏大抱负。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三吴士绅”、朝野各种政治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纷纷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一向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触犯“龙颜”。万历三十五年（年），左光斗三十二岁，考中进士，被朝廷委任中书舍人。
明代中书舍人，署中设20人，不分长贰，以年长者一人掌印，也称“印君”。因明末政治腐败，买卖官爵普遍，不法者伺机造假冒的官符印信，以骗钱财。从而形成以吏部为主的造假集团。左光斗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除掉这个造假窝点，搜出假官印七十余枚，逮捕假官一百余人，造假集团的幕后主使金鼎臣被抓获处死。此事震动朝野，贪赃枉法之流，见左光斗就“震慑不已”。
由于政绩卓著，左光斗被升为内阁大臣，参与朝廷内部大政方针。刚正不阿的左光斗，一方面与专横的阉党集团作尖锐斗争，一方面主张除旧革新，因此吸引并汇聚了一批进步势力。“移宫案”中，在反对光宗宠妃李选侍，挟持太子一事上，左光斗与另一位东林党人杨涟，协心同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称“杨左”。太子继位后，重用东林党，左光斗任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但明末政治已没落透顶，左光斗独木难支。面对内外勾结，专权跋扈的魏忠贤阉党集团，他虽斗争坚决，却无力回天，反遭阉竖的恶性报复，先是被削职为民，贬至原籍桐城，后又将其逮捕，押解进京。“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振原野”，可想而知，情景悲壮万分。迫于左光斗声名影响，魏忠贤不敢公开杀害，而是命爪牙将左光斗残害致死于狱中，终年仅五十一岁。他的学生史可法，称其为“吾师乃铁石铸造的肺腑”。到崇祯帝即位，铲除阉党，为东林党人平反，至清代，左光斗被谥为“忠毅”，以资褒扬。他的忠贞义举，成为志士仁人效法的典范和楷模。他的书法，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一如他的个性，开阔宏畅，风流俊逸。他的文章奏议、诗词章句被后人辑为《左忠毅公集》。
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不仅因为学术主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是，它将学术活动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东林党人常借讲学之名汇聚一起，议论朝政及现任朝中大臣的得失功过，进行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活动。东林书院对当朝的社会风尚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说，当时妇孺皆知东林党人是贤者。左光斗便是东林党中一个不畏权贵、刚正廉洁的代表人物。正如清代桐城诗人方文，在《啖椒堂诗》中所说：胸怀尚洒落，慎勿习贪鄙。
五
啖椒堂与左忠毅公祠，紧邻桐城中学，居北大街西端。始建于崇祯时，三进，前进门楼、中进大殿和后进，均为木构建筑，青砖墙壁，小瓦屋盖。桐城中学的前身系桐城中学堂，为吴汝纶先生（-）所创办。同样为教书育人机构，与民办的东林书院和桐川会馆所不同的是，桐城中学堂是官学。
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年25岁时为乡试举人，翌年会试得进士，官至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习。吴汝纶不仅熟悉国内教育，还远赴日本作过为期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撰有极为详尽阐明学堂的各段次和讲授内容及方法的《学堂课程》。对世界他国教育也颇有研究，多次接待过日本来访者，如伊藤博文。谈及教育之法时，伊藤称，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吴先生说：“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
“开学堂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吴汝纶不愧为清末倾向西学、主张革新的幕吏，热心公益、循循善诱的教育家，而作为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的吴汝纶，却一向不固守“桐城家法”。其治学之道，由训古以通文辞，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经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乡贤方苞、姚鼐诸公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对于经史子集，评点校勘用力。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天演论》作序。
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为官，他热衷的是教育事业。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冀州知州，于光绪十五年（）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均受其教益。时住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
《清史稿》在《吴汝纶传》中这样记道：“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藉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两州文教斐然冠畿铺。”
无独有偶，桐城派众多作家，均与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人生路径，求学，为官，执教，著书。且节选吴鸣震《桐城派的教育足迹》一文并存照：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
方苞，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
刘大櫆，康熙五十七年许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
姚鼐，被荐为《四库》馆纂修官。因与总纂纪昀等见解不合，于四十四岁乞养而归。两年后，两淮盐运使聘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又两年，其夫人张氏殁于书院，遂扶柩回桐。未及两载，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长达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先生年五十八，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同年秋返桐。两年后复赴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直至古稀之年。嘉庆六年，先生七十一岁，改主敬敷书院。嘉庆十年，又主钟山书院。嘉庆二十年，卒于钟山书院。先生入官场刚满十年，便激流勇退，投身教育，弟子遍布苏皖二省，其中佼佼者为管同、梅曾亮、刘开、方东树、姚莹、陈用光、姚椿、毛岳生、鲍桂星、吴德旋等。
方东树，年二十二，入县学，补弟子生员，后补增广生。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其著名弟子有戴存庄、方宗诚、陈澹然、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刘宅俊、郑福照等。
戴钧衡，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举。一生致力于整理桐城前贤诗文，创办桐乡书院。
马其昶，年，授经于安庆，年，主讲庐江潜川书院，年，授经合肥李仲仙家。年，任桐城县公立中学堂总理八年，秉承学校创始人吴汝纶先生办学宗旨，以“养成济世人材”为己任。年，任安徽学部主事，辛亥革命辞归。民国初元，曾主安庆高等学堂。越三年，赴北京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并备员参政院。
姚永朴，年二十一，授经于湖口，年二十六，执教于天津，年三十二，执教于旅顺。年三十四，在顺天乡试中举，其后会试屡不售，遂殚心教育。光绪二十七年（），客游广东信宜县，受聘为起凤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九年（），受聘为山东高等学堂教习，后皖省高等学堂监督教聘为伦理教习。宣统元年（），清学部大臣荐先生为学部咨议官；京师法政学堂监督聘先生为国文教习。年，先生应北京大学聘，任文科教授。
姚永概，字叔节，年，安徽高等学堂创立，延叔节充教务长，兼任桐城中学堂监督。年，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次年赴日本考察学制。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聘叔节为文科学长。
桐城文派的传播与繁衍，正是巧借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从东南传到广西，又传到河北，由点及面，由独木逐渐繁衍成林。使其在地域上达到一种平衡，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流派；而在时间上，又一脉相承，弟子频出，薪火不绝。真正做到了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道统与朝廷所倡导的政教又相一致，因此，桐城文派的发展，获得了一种非常适宜的条件。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流派形成，有讲授、唱和、集会等多种传播方式，但都不及桐城文派所主讲的书院那样，有规模，有保障，而且，桐城文派的多数作家，长时间主讲书院，这对培育弟子，形成文风至关重要。
除姚莹等少数从政者外，桐城派作家多先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或失意官场，或为迫于生计，或胸怀天下存匡世济民之心。尽管动因或有不同，但对教育均怀有同样的殷殷之情。由此可见，“穷不丢书”的传统，在乡土桐城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了。
教育，反哺，如此的良性循环，正是这样良好的地域传统，才造就了一批批影响华夏乃至世界的旷世人才。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人；清代中进士者人，中举人者人。桐城文庙是桐城传统文化的象征，也可以说，是重视读书进阶的象征。
六
寺巷和毗邻讲学园巷的五显巷，为南北向，与东西向的北大街呈十字形状。可谓北大街的左臂右膀。寺巷居南，五显巷和讲学园居北。姚莹故居，与潇洒园同位于寺巷内。旧时，院落间有竹梅点辍，环境清丽雅洁。故居为木构架抬梁建筑，两坡屋面，撑拱承檐，青灰小瓦，“井”字形大方格木窗，饰以菱形图案。12间瓦房，前后进各5间，东西厢房各1间，前后左右，对称排列。真所谓回廊小院，深巷古屋。后裔姚永概曾辟此为“慎宜轩”。前轩有联云：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
相比于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的政治功名，身为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实在微不足道。兵备道，又称兵备副使，兵宪。负责监督军事，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如果说，左光斗的政治作为是拯救晚明朝政的内忧，那么，姚莹倾力对抗的便是满清政府的外患。
姚莹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走向衰落的黑暗年代，西方列强争相侵略、欺凌中国。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鸦片战争。姚莹紧紧依靠当地军民，起而奋战，并取得了抗击英军的重大胜利。实在难能可贵。这是姚莹深处逆境，守土保民、爱国爱台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外侵，扬我民族正气的体现。其间，面对投降派的种种谬论，姚莹深怀义愤，慷慨抨击“和局”。
“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而“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回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
其实，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侵之策。姚莹，不过是满清政府无数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个。包括与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保卫和发展台湾，付出血汗无数。台湾与大陆，血脉与祸福相连，爱台和爱国从来就是统一的，这在姚莹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道光二十五年（），他在实地考察西南各地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专门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从《康輶纪行》这部传世之作中，不难发现，姚莹经世致用思想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尽管他对西方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局限，但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夏燮等人，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
在睁眼看世界这一点上，姚莹与吴汝纶的倾向西学，如出一辙。也可以说，是桐城学派主张“中学与西学相会通”精神思想的一种延续与光大。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著有《中复堂全集》。他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政声颇佳。
他的论文继承了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姚浚昌言称“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称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外，还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方东树称，“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尽管，他的文章中，不乏琐碎粗糙、缺乏剪裁与锤炼之处，但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对自身遭遇的感慨和深切忧愤，情绪激昂豪宕，文辞骏利而包含深情。
他还是个诗人，且以“风之过箫”自喻己诗，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他的诗作大多写自身感受，或吟咏山水风物，或抒发宦海沉浮之叹，或畅表忧天悯人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在为官和为文的双重角色身份上，姚莹跟前辈乡贤左光斗，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才华出众，经世致用，爱国为民。或者说，从学问文章，到身体力行，再到人品性情，都似乎一脉相承。这不能不说，乡土桐城给了他们相同的成长土壤，北大街的风水滋养并锻造了他们的灵魂。正如姚莹自己所说，道义宦绩，渊源有自。
七
北大街，的确不是一条普通的老街，他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作为古城的历史街区，相比于南大街和东大街，北大街的文化价值，远远超出了后两者。
从上述林林总总的阐述中，不难梳理出北大街的文化脉络，它们是：以方以智为代表的的学术文化，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文化，以吴汝纶为代表的学教文化，以方学渐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左光斗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以姚莹为代表的爱国文化，以桂林方为代表的家族文化。补充说明如下：
（一）最为博大精深的，应数方以智为代表的的学术文化。这里的学术，指的是学与术，也就是学问与做学问的方法。理学，易学，心学等，是方氏学派思想的内核部分，也是贯穿学术文化的命脉。在我看来，它有着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但依我之学，只能望其项背。创立者方学渐的观点是，“心体至善”、“性定是善”。但他论证“心体至善”的道理，所依据的理论，则是“生理”说。
他说：“阴阳、刚柔、仁义，皆生理也，虽不能无杀而杀，亦所以生之也，此可以识性善之原矣。”
方学渐还认为，“欲”同“性”是不可分开的，既然“性”源于“理”，那么，“欲”也就与“理”相关。这无疑是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
有学者认为，方学渐的哲学，是调和“心学”和“理学”的产物，因而它绝不是“道学”的简单翻版，而是有着独特的内容。
（二）书院，在桐城并非方学渐首创。据县志载：明嘉靖（—年）初年，桐城知县沈教在县治西北灵泉寺故址创建桐溪书院，此为县内书院之始。后知县邝涛、王廷试，相继在城西太霞宫旧址（县医院住院部）建龙山书院，县城东门外（内燃机配件厂附近）建桐阳书院。明代中叶后，朝政日趋腐败，一百年中全国三次毁废书院，县内书院亦相继毁废。清代书院多为科举补习科、讲习所。
县志中所说书院均为官办，从中不难发现，作为私学的会馆，是在官学衰败的情形下产生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私学的接替与传承，桐城的教育会面临一段真空的断层期。从这个角度上说，方学渐的价值，或说桐川会馆的价值，不言自明。
（三）方氏家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当属方东美（～）。他自幼受惠家学，少年便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历任多所名校哲学教授。他学贯中西，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周易》的“生生”精神融贯一炉，创建了以“内在超越形上学”为特征的“生命本体哲学”，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世界因高度物质化，丧失了宗教精神和哲学智慧，主张落实儒家的人生价值，以不断提升生命的意义，从而达到拯救现代人类的目的。他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为学术主旨，把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学，看成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
他能说一口让欧美学者叹为观止的流利英文，对政治一直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却被蒋介石视为老师，与毛泽东也多有交往。有人称，他在家学渊源上是个儒家，在资性气质上是个道家，在宗教兴趣上是个佛家，在治学训练上又是个西方哲学家。他发表演讲公开批评《论语》，却被学者看做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东西方学界誉为，20世纪中国的“诗哲”。
家族文化中，比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家族的伦理精神。它是维系家族繁衍与立世之本。代表者有桐城方氏三姐妹：方孟式、方维仪和方维则。因她们一致为家为国，秉持节操，诗词多抒怀家国伤感，故称为“方氏三节”。
朱竹《明诗综》中记：“方氏三节，一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镇之女，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济南城溃，同其夫殉节，赠一品夫人，有《纫兰阁集》；一为维仪，年十七而寡，寿八十有四；一为维则，十六而寡，寿八十有四。”
方孟式，生性恭顺贞淑，素秉忠孝，敏而好学。著有《纫兰阁集》，《纫兰阁诗集》，为方维仪所选辑并作序。清代钱塘汤漱玉辑《玉台画史》中记：“志笃诗书，备有妇德，绘大士像，得慈悲三昧。崇祯庚辰含之守济南，死于城上。如耀堕池水死。”
方维仪是“方氏三节”中成就最高的一个。她精心研读文史，辑录古今女子诗作，《宫闱诗史》和清芬阁诗集》，均为珍贵的名媛史料和佳咏。她一生著述颇多，作品还有《闺阁诗评》、《静志居诗话》、《微生录》、《尼说》、《七惑》等。方以智为《清芬阁集》题跋时感叹：“嗟夫！女子能著书若吾姑母者，岂非大丈夫哉！”
她的绘画师法宋代李公麟，白描《观音大士图》形神兼备，时人争相收藏，著名诗人王士祯称为“妙品”。吴询在《题清芬阁白描大士图》诗中赞道：“墨花寒卷秋潮空，毫端轻染春云笑。”十七岁时，嫁于本土文人姚孙，姚孙不幸身患绝症而于当年离世。方维仪因此请归娘家，全身心守志于“清芬阁”，清灯孤影，潜心诗画。
方维仪寡居守节时，十六岁堂妹方维则，也因丧夫而孀居娘家，两人经常一起题诗作画；方维仪的弟媳吴令仪及其姐吴令则，也是女中诗画高手；加上姐姐方孟式，也常回娘家探望，五女子结成诗朋画友，并公推方维仪为师，常于“清芬阁”聚会，写诗唱和，挥墨成画。
不久，吴令仪因病去世，弟弟方孔炤常年宦游他乡，方维仪便担负教养侄儿方以智的重任。在她的精心指教和激励下，方以智于明崇祯十三年登榜进士，终成大器。
方维则嫁生员吴绍忠，著有《松茂阁集》。吴绍忠故去时，方维则年仅十六岁，守志不嫁。
（四）学教文化实为书院文化的延续。新式学堂应时而生，培养出一大批复合型人才。前驻法大使、文化部部长黄镇，农工民主党首任主席、前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北平市首任市长何其巩，美学大师朱光潜，两院院士孙德和、慈云桂、陆大道，著名核物理学家疏松桂、方正知，哲学家方东美，古文论家马茂元，著名作家方令孺、叶丁易、舒芜，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储波，空军少将曹新国等，都曾就读于桐城中学。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为各类高校输送合格新生一万余名，他们中有一千多人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有的已成长为新一代有影响的科学家、专家和学者。如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方复全，中国科技大学著名教授李定、段路明，北京大学教授程和平，清华大学教授琚诒光等，还有多名学子远涉重洋，在国外攻读博士、硕士或从事科研工作。
（五）廉政文化的提法有待商榷。值得注意的是，辞官归里现象尤为普遍。这种与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最终演化为一种内向型的归隐文化。继何唐之后，与左光斗同里友善的文官何如宠，可谓襟怀坦白，操行恬雅。面对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他大胆上疏进言，其结果是郁郁而终。同样是明代文官的钱如京，因不敌与政见相左的朝廷官员的排挤，连续六次上疏，最终得以休官归里。姚鼐似乎汲取了明朝官员的前车之鉴，主动回避清代政治，而转到所终身热爱的文学事业。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姚文然，也因为政清廉，敢于直谏，最终没能赢得朝廷的委以重用，怀才不遇退居乡里。
（六）爱国文化与廉政文化本质上相似，但爱国文化更倾向外治，即外向型，强调务实与行动。这对后来的吴樾刺杀清末五大臣，是否产生影响，有待考证。
（七）桐城派文化影响深广，无须赘述。
以上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它们是桐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化还具备以下一些特征：
互融性，即独成体系，又相互交叉渗透，相互影响。
包容性，即兼容并包，内外兼治，融汇古今中西，不落宋明理学窠臼。从方氏学派的“易学与科学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会通，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实学与玄学兼顾”，到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词章”，到姚莹的“放眼看世界”，再到吴汝纶的“倾向西学”。
实用性，即经世致用，惯于践行。从方学渐的“崇实”，到左光斗的“留心经世之学”与不畏强权，再到姚莹的“了解外情”。
这些都是北大街祖宗留下来的丰厚遗产，值得桐城人尊重并深究。我所做的只为抛砖引玉。
八
最近半个多月来，我一次又一次徘徊在北大街片区，面对废弃与凌乱，心里五味杂陈。记下这些文字，目的有两点，一为普及，二是提醒。且选摘有关北大街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个自名相府桐花的人，在《即将消逝的桐城北大街》中，用生动地道的桐城方言，记录着旧时桐城的北大街。
沿街除了大户人家的门楼就是店铺。店铺朝街的一面清一色朱漆板墙，天明之前，店铺伙计就要“哗啦哗啦”的卸下门板、墙板，泼水扫街，笑脸迎宾。伙计学徒期间甚是辛苦，“清早起来，安屎马虎，小辫子拖之一杆枪”。
茶馆照例是晨旺。五显巷口顺手头家，一溜五开间大门脸儿就是一家大茶馆，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炸得金黄的呲呲冒泡的油条、油炸锅巴、糍糕、春卷、烧饼、朝笏一两个铜子一个，到我等记事时候，已经是两分钱一个了。顾客就两类：拿个淘米筲箕买几份点心回去，打发上下老小一顿早饭的；穿着竹布大褂摇着纸扇的坐着泡一壶茶，拣几样称心可口点心，不紧不慢的消磨上午时光的。
桐中大门口反手第一家，是个经年的理发老铺。其时流行的发型都是“三七开”，有讲究的还要吹吹风。吹风设备，说到底也就是三四尺长的一根烟囱，带把。烟囱的底部是不大的一个容器，盛有燃着的木炭。烟囱上段弯成直角且拢口，这就是吹风口了。夏天降温的设备，是一块或皮或布做的风帘儿，门扇儿大小，吊到顾客理发的椅子上边，另外连有一根绳经过墙角天花板的滑轮，由一个小伙计拉着，“扑塔扑塔”的扇风。
中学大门斜对脸，是一家铁匠铺，成年旺着炉火。师傅从火堆里钳出一块炽热的铁来，放到铁砧上，这徒弟连忙就丢开风箱把，抄起18磅大锤，跟着师傅小锤的位置，没命的很砸。“叮当当，叮当当”这“叮”一下是师父的定位锤，“当当”则是两个徒弟的大锤。当师傅的小锤，敲到工件旁边空处“叮叮”两下时，徒弟才能收住大锤，双手扶着锤把，紫红着脸庞，看师傅“叮叮叮”的修整着工件。
旧时做屋就是砖瓦，石灰。没有水泥。石灰就从山里石灰窑烧好运来城里。运石灰的队伍，有毛狗驴子和独轮车两样工具组成，驴子驮两篓石灰走在前面，车工推着一车石灰跟在后面算是一组。好多组连成一支队伍。当这支队伍从城西的便宜门进城时，满街就响起“踢踢夸夸”的驴蹄声、“激励哇、坑坑坑、激励哇、坑坑坑”的独轮车声，间杂着“噢……喝，噢……喝”驴叫声。浩浩荡荡的招摇着送到紫来街的石灰铺。
夏日的傍晚，临街的居民，就会早早汲来清凉的井水，沁凉了铺街的麻石条。家家户户搬出自家的竹床，春凳，乃至门板和条凳都用上，一家老小就这样大街上露天过夜。
这是一段恬淡而温暖的北大街市井记忆。
也有忧伤的。方玉生在《朱光潜的一副轶联》中写道，据表哥说，祖父去世前后，我家租住在桐城北大街方家大屋，出殡当天，北大街上满眼挽联挽幛，朱光潜先生的挽联，作为“重点”放在出殡队伍的突出位置……
也有诗意的。汪军在《怀念桐城北大街》中这样描述：在小饭店吃完饭后，一定要到桐中东侧的北大街散步的，特别喜欢的散步天气是在绵绵春雨中……往往就在这样心不在焉的时刻，思绪在雨雾中飘散，这时从街道旁边幽深的巷中撑出一把湿漉漉的红伞，似乎同时飘来了邓丽君或早年王靖雯的歌声，这是记忆中最高潮的部分，但也就在此时故事没有了下文，戛然而止……北大街的桐城少女用红伞遮住了我的视线，我什么也看不见，细雨笼润了静谧的老街，我只能傻傻地站在街心目送少女的背影，“她静静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
也有优雅的。许松涛在《走进老街的心脏》中如此描述：桐城北大街该是一条最有人文气象的街。这条街当然的是一条名门街了，它不但历史最为悠久，重要的是昔日的政治中心，县衙的一处房产保存完好，而街的两边聚居的都是当地的几大旺族，他们屋脚相连，檐廊相望，各成一体，一律的深宅大院，又各各不同，豪门大楣，气象万千，马王姚左方等家族蒸蒸日上，他们是自元明以后渐次发迹直到后来声势日隆的遥不似东大街上商肆林立百工交汇，上世纪年代我还目睹过它的繁闹和碎屑，打铁的，弹棉花的，买泥货的，理头发的，编竹器的，吊酒的，无所不有，让人眼花缭乱。北大街就显得清爽，雅致，每户的房屋建筑全是大开大合，屋宇连片，阁楼尧厢房尧耳屋尧天井尧书斋尧大堂尧脚屋尧马厩等设施齐备，木构穿枋，前后几出几进，可见当时何等富贵荣华……
也有激昂的。桐城新闻网《魅力永存的桐城老街》中呼吁：桐城，号称文化古城，就得有古城的韵味：原封不动的街居群落，青石板延伸出的幽深小巷，成片飞檐翘角的雕花木楼，青灰色小瓦绵延着的瓦松屋脊。古城应该有：天井、风火墙、弄堂、厢房、照壁、地漏、牙床、天窗、雕花椅、厅堂。还应有文人墨客的题匾，气宇轩昂的门楼，威严壮丽的亭阁，青山相伴的高塔，绿水环绕的古桥，名人大户的深居。作为一座文化古城，行走的每一步都飘动着书香，每一尺素都是雅士点染的水墨图画，每一夜都有素手咿呀的楼台、榭月的吟唱……
昔日桐城八景，不愧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赏景娱情之地。从桐城走出的二百三十余明清进士，以及流布甚广的余众桐城派散文作家，为这个称号加上了正名的份量。现在当我们经过棂星门，穿过紫来桥，在紫来街、东门街、南大街、北大街的唐宋元明清的时光倒影里流连，是否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呢？
用什么来证明这座古老的文化城池？首先，得有组成古城的元素——街道、青石板、小灰瓦、木梁柱、石井、小巷、城墙。而这些负载着古城文化元素的特征，正在一点点消失，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在开发利用与科学保护的思维下，桐城人如何以万全之策，把老街的风物遗存留下来，把桐城文化的有形载体中的精粹沉积下来，值得每一个桐城人去思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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